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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隐私-李孟潮

发布时间:2010-12-29 浏览次数:2861

 

   

精神分析进入华人的视野已经八、九十年过去,最近十数年也开始有零星几人开始尝试精神分析。

    刚好我们遇到了千年盛世国家开明言论自由,也许到了讨论一下精神分析在中国难产的奥秘的时候了。 

    精神分析这个行当在任何地区产生必然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必须有中产阶层的形成;

    第二,在家庭层面上,需要出现传统家庭功能的外化;

    第三,在个体层面上,需要有“个体性自我”的出现。 

    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中产阶层特征就是所谓精神分析的“四有新人”——有钱,有时间,有头脑,有痛苦。

    精神分析的双方一般每周会面都会3-5次,持续2-7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统计结果是平均五年半)。

    即便收费很低,这也需要有足够的钱,一般来说每月可支配收入应该在3万以上,这样就有几千块可以花在分析上。

   有钱同时要有时间。所以精神分析的来访者一般不能是打工仔,即便是也应该至少是公司中层管理者以上,不需要被人打考勤的。这样才有时间一周3-5次来做分析。

  “有头脑”是指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对内心痛苦期望使用精神分析来探索。而不是期望用一个方法或药物简单“搞定”,要不然干脆去吃药好了。

    七、八年前这个“四有新人论”提出的时候,很多
心理医生听了摇头,觉得,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啊?

     而现在,基本上大家不再怀疑,中国的确是有几万个这样的人的。

     这样的人在
弗洛伊德年代的典型代表就是作家茨威格,赫尔曼·黑塞和物理学家波尔,在今天的典型代表就是知识分子导演伍迪·艾伦,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和大学教授施琪嘉。

     中产不仅仅是有钱,而且是一种生活姿态的代表。

     山西小煤矿业主也很有钱,但是他们的心灵痛苦就更适合使用净土宗或者喝酒赌博来解决,而不是精神分析。

     现在中产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上海当然是其中代表,因为全国全世界的不管中产还是资产阶级,都喜欢往上海跑。 

    一次和心理医生们总结社会各阶层适合的“心理咨询”方法,总结出来的结果是:

    工农阶层最适合的“
心理咨询”方式是药物治疗和酒,因为廉价快速,不会影响赚钱糊口。

    就像《图雅的婚礼》中的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牧民,他们基本上无法使用心理咨询,因为他们的心理问题主要来自于社会,而社会改革比精神分析还要漫长。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公费心理咨询的触角惠及到工农大众的,即便这个国家的执政阶层明白社会问题
精神病学化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也是枉然,全民覆盖的心理咨询实在太昂贵了。

   小资的下层如白领、工薪阶层最适合的方法是短程治疗,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

   他们有点钱,有点时间可以做几次心理咨询,可是也是心急如焚,等着赶快治好了回去,继续为了供房养车带孩子孝顺父母奋斗终身的。 

    只有到了中产以上的阶层,才不会急着要“搞定”自己的心灵痛苦,才有精力和时间慢慢来品味、探索。

    很多心理医生出身贫寒,以为中产们和自己一样急着“治好”,好去工作上班,于是带着朴素的乡土情怀想用药物或者短程治疗搞个短平快,结果吃了不少闭门羹。 

    中产阶层的形成,并不必然导致中产者对精神分析的使用。还需要第二个条件,家庭功能的外化。

    比如说在电视剧《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那种家庭文化氛围中,是不可能存在精神分析的使用可能性的。即便那里面的人物统统发财成为了中产。

    因为在那样的家庭结构中,基本上人们会假定一个人的心理空间是和家庭空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人内心的痛苦往往会需要在家族系统内得到倾诉、代谢和处理。

    家族中也自然会有人承担起这个“家族心理医生”的角色,往往是退休的父母,热心的小姑子,或者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姐们。

   在姜文的影片《太阳照常升起》中,崔健扮演的那个吸烟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心理医生”,他对饱受情感打击的朋友采用的劝慰方式坚强有力,犹如一曲说唱金属,让人不由想起理性情绪疗法创始人埃利斯的某些咨询片段。

   薛宝钗、贾母、王熙凤在大观园中也不断的轮换这样“家族心理医生”的角色。

   但是在美国电视剧《六人行(又名:老友记)》中,对于心理医生的使用就是比较平常了。比如说存在俄狄浦斯情结的罗斯和严重童年创伤菲比都使用了心理咨询。

    《六人行》的人际关系特点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纽约的新移民,不存在密集的、大范围的、传统的家族网络。

   本来由家族内个体承担的功能,现在都可以外包。比如说吃饭,以前是妈妈做现在可以叫外卖;比如说洗衣服和熨衣服,也有专门的洗衣店。

   “女红”曾经是衡量妇女的自我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而现在这个重担已经由品牌服饰和个性裁缝店完全代替,你只需要为赚钱操心就行了。

   同样遭到“外包”冲击就是“家族心理医生”的角色。一个“家族心理医生”是完全无法和职业化心理医生竞争的。就像你妈妈的厨艺是没办法和餐馆的大厨师比一样。

  “家族心理医生”无法保证足够的倾听时间,无法保证绝对的保密,无法保证立场的客观,也无法用商业伦理来替代家庭伦理,而且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心理医生的10-15年的全职精英化教育。

   一个不为吃穿住行发愁的中产,选择付钱寻找心理医生作为倾诉对象,就像选择裁缝为自己定做衣服,而不是让老妈把几十年的缝纫机拿出来一样自然。

   中国人的传统的家庭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解体,如同《六人行》中那样的解体,这是对精神分析使用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

   很多家庭仍然保持着大家庭的结构。而且经济上的宽裕让很多本来已经从大家族分离出来家庭又试图重新建立起以前农村式的群居模式。

   如很多富有人家住进别墅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爸老妈、姑姑婆婆接过来一起住。

   此外,承担起“家族心理医生”的人,也不愿意把自己在他人心灵空间发言的权力拱手让给职业心理医生这个外人。

   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往往会遭到爸妈公婆、丈夫太太的各种反对,反对的理由往往就是——“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还要花钱找外人?”。

  “家族心理医生”对于职业心理医生的抗拒和嫉妒原因之一,就在于职业心理医生侵入了家族内部的无意识空间,从中划分出来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隐私性的空间。

   这个隐私性空间的出现象征着旧有家庭结构的解体,象征着对“家族心理医生”的依恋发生了转移,也实质上造成了“家族心理医生”的自恋损伤。

   同时,这也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背景性移情的一个主要组成成分。从影像媒体对心理医生的想象中,你可以看到从希区柯克开始,人们对于心理医生的想象就是充满了浓厚的亲情的。心理医生在电影中动不动就变成了他人的恋人或者父母。

   比如说在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一言不发(Don’t Say a Word)》心理医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理想化父亲;在《我的毒虫医师》、《骄阳似我》中,心理医生成为了来访者的朋友;在《无间道》、《爱德华大夫》中,心理医生变成了患者的情人。 

   无论东西方电影想象中,“心理医生”总是不恪守职业人际关系界限的,这个现象不能仅仅用编剧们缺乏专业知识来解释。

   也许,这就是无意识运作的规律,这就是心理医生们要面对文化背景性
移情。影视想象中的“心理医生”同样是符合会谈室里来访者对心理医生的想象的。

   来访者来到会谈室,会自动把心理医生当做“家族心理医生”(主要是父母)来对待。移情产生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家庭功能的外化。

   家庭功能外化的根源又在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大量“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李孟潮,2007,2008a)

   现代化进程在分解、重组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也重新创造出新定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随之出现的新的心理空间——精神分析的空间就是这种新空间。

   类似于这样的隐私性空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仅仅在修行静坐时可以得到。可是就像阳光缺席了花朵的绽放,孩子缺席了母亲的衰老,你缺席了我的爱情一样,修行也缺席了现代化进程。 

   显然很多人希望解决这个缺席,通过一个汉族化的痴肥大圆满或者快餐精神分析来解决,最终在解决的过程中自体被彻底地解决。 

   精神分析空间出现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个体性自我出现。这在中国是尤其困难的一点。

   因为中国的造人机已经太擅长生产“群聚性自我”或曰“关系性自我”。

   现代化是造人机的一次重大的更新换代,造人机的模具更改了,相比之下,所有人都是那么格格不入。

   要在这条生产“群聚性自我”的流水线上产生出一两个“个体性自我”实在是一个有待攻关的技术难题。

   最难的在于心理医生本人要至少能够允许自己偶尔被安装上“个体性自我”这个程序运行一阵子。(李孟潮,2008b)

    精神分析在中国建立的最大阻抗既不是来自社会意识的落后,也不是来自来访者家庭的反感,而是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心理学家中精神分析拥趸对精神分析集体性阻抗。

    这种阻抗的集中表现为几乎所有心理工作者都无意识地要把精神分析空间建构为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族群-家庭空间,而本来支撑精神分析的商业伦理也马上被家族伦理所替代。

    认知治疗马上被替换为《论语》—于丹式的权威式说教,人本主义立刻变成了温情脉脉圣人道德呼吁,而精神分析几乎从一开始就变成了文革式“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批判和“吾日三省吾身”儒家自我检讨的混合物。

    所有精神分析者和来访者的关系马上就变成了家庭关系中严肃的父亲和阳奉阴违的儿子的关系,变成了苦口婆心的老妈妈和充满内疚却不以为然的女儿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家族心理医生”和家族成员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只有足够收钱和定时结束会谈能够保证精神分析的隐私性空间的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的继续存在。

    收钱和定时,确立了精神分析空间的运作是建立在商业伦理上的。

    人际回报的有三种形式,分别是钱、尊重和顺从。

    其中钱是等级最低的回报。如果一个心理医生不要对方的钱,那就暗示着他需要的尊重和顺从。而后两者恰恰是“家族心理医生”需要的,贾母听宝玉倾诉痛苦不会限时也不会收钱,可是贾母需要宝玉“听话”。

   
心理咨询(精神分析)瓶颈就是,很多专业人员既无法控制自己到点就停止倾听和理解,也无法允许自己从对方那里拿钱。

    很多人做这行拿不到钱他不会愤怒,可是如果拿不到“好感”、“尊重”、“崇拜”等等就会变得雷霆万钧。

    很多人知道我是心理医生,就过来一把抓住我想要倾诉。我告诉他们,你使用我的时间需要交钱给我。

    然后对方要么惊讶要么愤怒,不知道一个“心理医生”为什么那么“功利”?

    其实“心理医生”本来就是功利社会才可能产生的职业。

    对“功利心理医生”的失望,来自于人们期望“心理医生”其实是个“家族心理医生”,也就是自己的奶奶、老妈或者闺密那一类的,这些“家族心理医生”不需要钱,也不会限时,往往有些圣人倾向——这种人是道德社会的产物。

    职业化的“心理医生”本来就是建立在“功利-商业”伦理原则上的,建立在弗洛伊德那样的私立诊所,一小时一小时收费的基础上的。

    人们可以理解家门口的洗衣店要收费,却不能接受心理治疗要收费。不但来访者接受不了,很多心理医生自己也不接受。

    有次上课,我告诉学生们“亲子关系问题”,“
夫妻关系问题”这样的词语也是属于“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标准”(DSM-IV-TR)里面的诊断名,让这些未来的心理咨询师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原来这些“家务事”是可以找心理咨询师讨论的。

    当倾诉和聆听变成了一种专业化活动,变成了一种商业化活动,当一个人告诉你“使用我的时间要交钱”的时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要产生,一个新的空间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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