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尘封的心——学业不良儿童及其家庭心理冶疗的案例

      美国精神病学家、家庭治疗专家、教育家。生于俄罗斯，4岁时移民美国，1920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1933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935年，他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门宁格诊所担任主治医生，1937年，他回到纽约成为犹太人保护委员会的一名首席精神病学家，直到1951年。他曾担任精神分析医学协会的主席(1957—1959)，创办《家庭治疗进程》杂志。他于1957年至1971年之间担任了哥伦比亚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他获得了许多荣誉，撰写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如经典的《家庭生活的心理动力学：家庭关系的诊断与治疗》和《问题家庭的治疗》。不过，他最有名的是开创了“家庭治疗”的先河。他最早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家庭系统。他认为，单个家庭成员内部的潜意识冲突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家庭成员之间紊乱的关系方式，导致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异常行为。为了改变家庭中的异常行为，就必须将内部的心理冲突公开，并把它提到人际关系冲突和相互作用功能失调的高度来认识。他1960年创办了家庭研究协会，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位于纽约的阿克曼家庭治疗协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旨在治疗问题家庭的临床治疗中心和训练基地。

       玛西丽·拉克斯(MarcilleH．Lakos)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硕士，与阿克曼一起工作并接受其督导的临床心理学家。

                                                                                                       

引言

     休伯特，10岁，男孩，学业不良，长期阅读困难，情绪低落，行为退缩，很惧怕父亲，嫉妒自己的妹妹，很怕生病和受伤。休伯特的问题很令人费解，除非我们先了解他父母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和其家庭扭曲发展的过程。

艰难的历程：从相爱、结婚到休伯特出生。

     休伯特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新教徒。两人不仅宗教信仰不同，而且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冲突，这使得夫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这种情形又由于丈夫对妻子的极度不信任而变得尤为复杂，丈夫的家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男人是一所工程学校的主任，他的妻子是这所学校的研究助理，他们最初就是在这所学校相识的。求婚的过程非常艰难，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个男人才使自己的父母接受这桩婚姻。其间他在矛盾中挣扎，他既要抚慰自己的父母，又要去努力赢得这个女人的接受。

     母亲依旧公开地强烈反对他娶这个女人，直到有一次他的姐姐因为某件事情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出于报复，他的姐姐就宣称无论她母亲是否喜欢这个女人，弟弟都会和她结婚。母亲一下就崩溃了，卧床不起，但随之也不再反对儿子的婚事。

     婚后的第一个时期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紧张而困难。新婚的妻子觉得应该生个孩子来让丈夫开心一点。她很想怀孕，但总怀不上，这让她非常痛苦，害怕自己不孕。后来，她有过一次流产，这使得她和她的丈夫都极为悲痛。再过了一些日子，她又怀孕了，怀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休伯特。这时，她的丈夫应征人伍去了国外。他让妻子与他的姐姐住在一起。这种安排的背后就是他对妻子的怀疑、嫉妒以及担心妻子可能会对自己不忠。从这么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心理。

     有一次丈夫回家探亲，他偷偷地去翻妻子梳妆台的抽屉，查看她的子宫帽(一种女性避孕用具)是否仍在原处。结果他没找到，这让他极为愤怒，就斥责他的妻子对自己不忠。她被深深地伤害了，为自己遭受如此的指责而愤愤不平。其实，那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丈夫又急又恼没看见而已。妻子虽然觉得很屈辱，但依旧偏向着自己的丈夫。她，和丈夫一样，对女人都抱着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因为在她的个人生活中曾多次遭到被自己信为朋友的女人的背叛。

     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她对做母亲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但当休伯特呱呱落地以后，她觉得非常失望、非常痛苦。孩子的父亲仍在国外，她得自己一个人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她很少和丈夫的姐姐交流，也几乎没有其他的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完全被抛弃了，孤单、害怕，还被一个孩子套着!

      在休伯特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母亲很孤僻，情绪也很低落。休伯特常常哭闹，她就用苯巴比妥(一种镇静剂)来让他安静下来，用灌肠来缓解他的痉挛。他的这种哭闹一直持续到四个月大。她对孩子的需求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厌烦，她很少抱孩子，也很少表现出对他的关爱。休伯特发育很缓慢，2岁时才会说第一个词。当他长到1岁半时，扁桃体有点问题，这让他呼吸困难，老是流口水。母亲看到孩子这个样子，非常难过，并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但她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休伯特2岁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第一眼看见父亲，他就大声尖叫，拒绝和他亲近。只要看见父亲靠近母亲，他就会发出痛苦的叫喊。当他看到父亲和母亲睡在一起时，他似乎非常恐慌不安。这个时期，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心烦意乱。妻子很少跟丈夫讲自己的感受，她看上去脸色很差，很疲惫。丈夫也很不开心，夫妻俩彼此都觉得有些冷淡。丈夫认为妻子不再爱他，于是借工作来逃避这一切。他总是很晚才回家，也不大去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怀上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让休伯特非常嫉妒的那个妹妹。在这期间，休伯特还是非常孤僻，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到了4、5岁，休伯特的破坏性越来越强，他跟父母一点也不亲近，还常常去戏弄和攻击妹妹，因而经常挨责骂。5岁时他患了扁桃体炎，此后他用嘴呼吸，口水也流得少了。母亲对他仍很严厉，很冷淡。

      进入幼儿园后，休伯特学得很慢，在社交方面也很退缩。但他的智力并不差，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幻想，这让老师感到很疑惑不解。父亲认为休伯特很愚笨，对他总是很严格。在这几年中，休伯特碰到过几次小意外，因此愈发害怕身体会受伤害。

     在对待休伯特的态度上，父母仍旧意见不合。父亲历来对这孩子漠不关心，除非休伯特的行为让他实在不能忍受，他才会责骂他，对他说“够了，够了!”不过发过火后，他又觉得很内疚，会去向儿子道歉。其他时候，他对休伯特都是不闻不问的。母亲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对儿子不够严厉。

      和父亲在一起时，休伯特变得越来越难相处。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小孩。父亲对后面的三个孩子都很喜欢，尤其宠爱第二个孩子。毫无疑问，这让休伯特更加嫉妒。

      在母子之间、夫妻之间以及父子之间都存在着很深的障碍。母亲非常疏远休伯特，仿佛他是她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无论母亲还是孩子，都觉得父亲之所以拒绝他们，完全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

优越的父亲和小心翼翼的母亲。

     在第一次和父母的面谈中，父亲装出很主动的样子，很快就在一个具有支配性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无形之中表现出他比妻子的优越。尽管表面上他很平静、很理智，但从他的声音中可以看出他的焦虑。母亲面无表情地坐着，显得非常拘谨、冷漠，只有当丈夫直接问她话时才偶尔说两句，但她显然听得非常仔细。

     在这次面谈及以后的几个月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是父亲正在接受人格分析，另一个是两年前学校就建议父母带休伯特去看精神科大夫，但他们没有采纳，直到他们的婚姻快破裂时，他们才非常迫切地希望心理咨询师帮他们救救这个孩子。

     在这次面谈中，父亲明显表现出对儿子的愤怒。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孩子，对于他在智力上的缺陷很是懊恼，不过看到儿子拒绝自己，他也很苦恼和内疚。表面上他为儿子的愚笨很失望，但又极力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小心地回避任何对妻子的公开指责。不过，后来我们得知，在他心里，他认为母亲和儿子一样都是愚笨的。他很排斥休伯特，好像儿子是母亲一个人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母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说什么，只是夫妻之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紧张和沉重。对于力求聪明的父亲来讲，他不能容忍家里有任何一个愚笨的人。母亲和儿子看上去很迟钝，但事实并非这么一回事，只是父亲希望他们如此。

     在第二次和父母的面谈中，母亲不再那么冷漠，她显得很激动，并哭了起来。在咨询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说出了一小部分她忍受的痛苦和煎熬，她为自己和儿子在父亲眼中的失败形象感到极大的罪责。谁搭的“堡垒”。

     和同龄人相比，休伯特的个子要小些，举止则更幼稚。他看上去很茫然、退缩，给我们的印象是缓慢、迟钝又孤僻。他的态度很冷淡，沉默寡言，情绪也很沮丧。他只顾自己玩耍，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他用积木搭了一个车库，他称之为“堡垒”，认为要想进入到里面是件很困难的事。当被问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去时，他很小声地说：“至少两年。”他的防备性很高，他的行为表现出他对权力和破坏有着极大的幻想。后来，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暗示这个“堡垒”就是他父亲工作的地方。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觉得解决家庭的问题应和解决孩子的问题一同进行。我们首先要消除母子之间的感情障碍，然后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最后要让父亲接受儿子。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父母能够参与到孩子的治疗中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家庭中担任的角色——父亲对孩子来说是父亲，对妻子而言是丈夫；母亲则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因此，整个治疗在这样几个层面上展开：对孩子的单独咨询，母子在一起的咨询，对母亲的单独咨询，让母亲参加一个有关母亲的小组治疗，然后是父子一起的咨询。治疗主要由一位女性治疗师承担，一位男性精神学专家作督导。两人参加定期的家庭讨论。

面具下的休伯特

     对休伯特的直接治疗进展很慢。刚开始时，他显得很压抑，也很沮丧。他的背有些驼，行动缓慢而费劲，走路时两脚相互磨蹭着。他不大看治疗师，眼神总是有些呆滞、迟钝。他脸上就像戴着一个面具，毫无表情。他的思维过程和手的动作毫无关系。他非常沉默，一个人静静地跪在房间的角落里，无精打采地玩着积木。有时他会停下来，坐在那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他似乎没有任何想说话的意思，所以治疗师也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

      这种几乎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的治疗持续了四次。只有当治疗师给他糖果时，他才表现出一丁点的兴趣。

     第四次治疗开始后，休伯特搭的积木结构性更强，对治疗师的存在也逐渐开始在意起来。偶尔他会斜斜地瞥一眼治疗师，也问她一些有关积木的问题。治疗师意识到在他的害怕下面隐藏着期望她能参加自己游戏的需求，于是她答应了。休伯特非常高兴，又继续试探治疗师对他要破坏所搭建筑的反应。当他看到治疗师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时，他把那房子推倒了，弄出很响的声音，并欣赏着自己的行为。

     不过一般来讲，他的行为还是表现出他惯有的谨慎、惧怕、怀疑和孤僻的倾向。尽管他认为自己很笨，但仍很想向治疗师表现自己的聪明。这主要表现在他可以背出治疗师所说的一些要闻中的只言片语。当他渐渐觉得无论被批评还是要遵照她的要求都很安全时，他变得越来越易接近。治疗师仍旧以热情友好又不强迫的态度对待他，等待他的接纳。

     第六次治疗时，休伯特有了新的变化。他不再对积木感兴趣，开始喜欢玩球。他承认自己在运动方面很糟糕，觉得自己很笨拙，手指也不灵活。但他好像非常希望治疗师能帮助他提高信心。她和他一起玩抛接球。刚开始他的协调性很差，弄得手忙脚乱，但他仍然坚持玩。他进步得很快，过了一段时间，他已经可以熟练地跳起来接球，并把球扔出去。他又开始对其他活动产生了兴趣——手指画、绘画(大部分画的是潜艇)，还用画来描绘他对太空的想象。他很想成为第一个访问火星的人，他认为在那里会比在地球上更开心。现在治疗师已完全加入到他的活动中，但只有在他愿意的时候才和他说话。

     随着休伯特和治疗师之间关系的逐渐亲近，他开始主动表现出对父母的一点信心。他注意到他母亲每周到治疗师这里来一次。他开始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孤单，和家人的交流是如何的困难。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沉默，太糟糕了。他逐渐自信起来，并抱怨父母不理解自己。他觉得他的不自信是由母亲对他的疏远造成的，也与母亲因为内疚又对他的过分保护有关。

     处于这种矛盾的冲突之中，母亲常常会帮他说话，保护他免遭父亲的批评。实际上，这些话都是母亲自己说的，她在替他过日子，对他就好似他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很明显，这是她害怕被丈夫批评的结果。

     休伯特对治疗师越来越坦诚，他很小心地暗示他期望母亲能和他一起参加会面。他想给她看自己画的画，表现自己玩球的新本事。但他还是很害怕。他想问母亲是否爱他，但他不敢，他觉得她可能会误解，可能会命令他做这做那。

“妈妈，和我一起玩好吗?”

     我们邀请母亲参加和休伯特的会面。刚开始的时候，两人都感到很尴尬。慢慢地，休伯特邀请母亲和他一起玩游戏，举棋不定地表达了他的一些感受。母亲曾以为儿子是完全拒绝自己的，当她看到儿子的表现，她激动不已，原来对儿子来说，自己是那么的重要。当母子感觉到彼此的相互需要时，原本僵硬隔阂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起来。有一次，休伯特正在抚摸一个玩具动物，他在母亲旁边坐了下来，抓住了母亲的手。母亲感动之至，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她有些不自然，不知道该做些或说些什么才好。终于，母亲有些费力而别扭地用手揽住自己的儿子，两人静静地坐在一起。后来他们一致认为当时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当他们离开咨询室时，母子俩是手挽着手。

     休伯特对于他和母亲关系的和好感到很激动、很振作。在治疗过程中，他们一起玩得很活跃，尤其是在玩水枪的时候兴奋到了极点。休伯特用水枪把母亲从头到脚浇了个湿。虽然开始时母亲还有些拘谨和担心，但渐渐地她也喜欢上了这个游戏。两人的感情交流越来越多，他们常常一块儿又笑又叫。

     与此同时，我们和母亲进行了单独的咨询。刚开始的时候，她表现得非常冷漠、自卫、不太友善，内心充满了愧疚。她的说话总流于表面，自我防御性很强，以避开任何可能的抨击。但是，她又非常期望能帮助儿子。她的表情明显地显露出她觉得自己在丈夫眼里是多么的没用，她也和丈夫一样认为自己很笨。但她仍然跟儿子一样努力地向治疗师证明她的聪明，尽其所能地让自己感到是重要而且有用的，并力图给丈夫和周围的人留下这个印象。小的成功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别人一个极其细微的失望的表情都会让她更加觉得愧不如人，她所有的行为举止似乎都流露出她为自己和儿子而感到羞愧。开始时她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不过这种情况慢慢发生着变化。她说她害怕当面和儿子亲近，她不想和丈夫心目中的那个儿子有任何关系。

     与此同时，她也谈了一下丈夫的性格：疑心很重，嫉妒心强，指责自己不忠。她觉得在家里没有什么快乐，几乎没有娱乐，没有玩耍，也毫无幽默可言。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是沉闷而压抑。

     治疗师在这中间要做的就是同感、接纳和支持，并给母亲足够的机会去充分表达她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治疗师和她一起认真坦率地讨论她与儿子、与丈夫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就如何与儿子相处给她一些直接的建议，并鼓励她学会像我们听她说话那样去倾听儿子说话。

     治疗进行到第九个月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母亲的情绪极为激动，也影响了治疗的整个过程。我们让她参加了一个专为母亲开设的小组治疗。在这个小组中，当她得知女人在性生活中都有性高潮时，她非常震惊，她本来以为女人在性生活中的被动和冷淡是婚姻生活中很平常的事。直到现在，她才发现男人在性生活中处于控制地位，自己纯粹是出于妻子的责任在顺从。她为这么多年来丈夫对她的隐瞒而感到伤心和失望，为自己所受的欺骗而气愤不已。她在治疗师面前大发了一通脾气，然后中断了咨询。

     她这种冲动的表现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退出还有其他的原因。她和她的丈夫都不太信任治疗师，担心暴露隐私会让自己受到伤害。丈夫支持妻子停止个人治疗，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她太愚笨、太脆弱，还有部分是源于他潜在的担心，担心她会离开他，去爱别的男人。他对自己儿子的嫉妒就是一个很显然的因素。尽管中断了单独的治疗，母亲仍希望参加小组治疗。不过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她对小组成员分享的经验作何反应。这让她很不满。

     隔了几个月后，母亲又回到了咨询室。她说她错了，很后悔退出小组治疗，要求继续小组治疗和个人治疗。这次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丈夫很勉强地同意了。她很想了解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治疗师和她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女人的性潜能，鼓励她应对个人的愉悦有所期盼。在一次比较紧张的会谈中，母亲详细地讲述了她被女人们欺骗的经历，坦言自己很担心治疗师会出卖她。从那以后，她开始渐渐地对性生活有了兴趣，在性生活中克服了对丈夫的怨恨，变得主动起来。对于她的这种变化，丈夫感到很吃惊，但也发自内心地欣赏。第一次，她赢得了丈夫当面的热情的赞许，这是夫妻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同时，她对治疗师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她越来越信任治疗师，更坦诚地向她讲述了自己以前对她的怀疑、担心，对女人的轻视以及不想和她们有感情上的交流。这时，她开始对面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再有什么防备情绪，任自己的感情随意流淌。

     母亲对儿子的态度也不再那么生硬，她和儿子日渐亲密，儿子也越来越愿意亲近她。母子间彼此不信任的消除使他们的感情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水战中，休伯特会把水喷到母亲身上。他和母亲的感情交流越来越自然，他不再戴着面具，也不再沉默寡言。他从以前那个迟钝、呆滞的影子中走了出来，表现着自己的聪明。他最大的担心就是在人前流泪，他觉得这是脆弱和愚蠢的表现。但当母亲和他一起哭时，他的这种担心就烟消云散了。

     随着母子间关系的日渐亲密，休伯特开始更多地谈论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感到很内疚，并且极不愿意贬低父亲在母亲眼里的形象。由于休伯特觉得不应该用父母中的一人去对抗另一人，所以治疗师建议为父子安排会面。当得知这个计划后，休伯特的进步似乎有些停滞不前。

“爸爸，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由于父亲的加入，休伯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通过表现自己对这世界的了解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仿佛只有这样，父亲才能忍受他。通常父子之间的话是比较少的，也不大富有感情色彩。他们讨论的是有关智力的话题，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怒气冲冲的关于谁对或谁知道得更多的争论。

    此时此刻，休伯特已经非常明白父亲对自己的拒绝、怀疑和对自己愚笨的批评。当他意识到父亲对其他孩子的偏爱时，他一下子就表现出了对父亲的愤恨和惧怕。

     父亲起初比较沉默，防御性也较强，但很快他就表现出了他的聪明、坦诚以及很想了解儿子的愿望，他很专注地听休伯特和治疗师说话。慢慢地，休伯特克服了他对父亲的惧怕，第一次直接向父亲表明了他矛盾的心理，这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开始解释自己的态度，坦言自己因不理解儿子而感到愧疚。他向休伯特承认对他缺乏信心，偏爱其他孩子，有时还轻视他，对他漠不关心。当父亲说这些话时，看上去沮丧极了。因此，治疗师单独和父亲咨询了几次。

     对于父亲迫切想帮助儿子的愿望，治疗师给了他积极的支持，并针对其对儿子的一些误解进行了挑战和讨论。当事情发展到和夫妻关系有关时，丈夫变得更为兴奋。他第一次对妻子表现出比儿子更大的兴趣，他想改善婚姻关系的愿望比帮助儿子更为强烈。简而言之，相对儿子的需要来说，他更关注自己的需要。

原本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

     在治疗过程中，丈夫谈及了他和妻子之间完全僵持的关系，他不知怎样去改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和儿子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为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妻子对性生活的反应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时，我们安排了一次由夫妻、女性治疗师和男性精神分析学家共同参与的面谈，目的是为了总结一下已取得的进展，并决定接下去的治疗措施。丈夫觉得自己对妻子的敌对有所缓解，现在他们彼此都更加满意，这让他有了真正的希望。尽管夫妻俩都觉得事情还比较棘手，但他们都希望让婚姻继续下去。妻子说道：“我现在明白了许多。你并不需要知道事情的进展如何，只要有了结果，这就足以让人满意了。”她的意思是说她已经不再去证明自己是聪明的，她不再封闭自己的感情，她觉得自己更加活跃了。这次面谈最重要的是讨论了由丈夫的嫉妒带来的问题，她敢于责备自己的丈夫，当面表达了对这种嫉妒的不满，怨恨他不许自己离开那个冷清的房子。

     一个月后，父亲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那么沮丧，积极、热烈地谈论着他与妻子关系的改变。妻子变得更加热情，他的猜疑也少了很多，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许多快乐。这让他开始真正对自己的儿子有了兴趣。这时，休伯特在与父亲一起的面谈中表现得也很好，他和父亲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这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随之，他在学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变得更加活泼，更有生气，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尽管他学得很慢，但明显进步了很多。同时，他也不那么敌视自己的妹妹了。

     当父子之间彼此不再怀疑和对立，我们和休伯特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咨询。现在他开始逐渐谈论他对性的感受。他承认自己手淫，但觉得很懊恼，因为他从中并没得到什么快感。在一次面谈中，休伯特显得很焦躁不安，不停地搓着自己的双手。在治疗师的鼓励下，他吐露了让他心烦的事。原来他在和妹妹的玩耍中对妹妹有过几次性的探求，每次过后他就有种负罪和恶心的感觉。每一次我们都给他足够的机会通过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告诉他这种性冲动是很平常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才有，他不会因此就成了一个性变态的坏人。

     这让他痛苦的情绪有所减轻，讲述了更多的有关身体方面的体验。他变得更加整洁，更注重自己的外表。同时他开始学习更多的社交、玩球和跳舞的技巧。在舞蹈课上，他还交了一位女朋友。

     一天，休伯特来咨询时，情绪很沮丧，人也恍恍惚惚的，看上去很孤独，话也不太多。经过一番痛苦的沉默，他终于开口了。他仍旧被手淫的问题困扰着。他讨厌手淫，觉得很罪恶，认为它损伤了自己的生殖器。他抱怨说手淫其实很痛苦，认为自己老是这样的话，精液会流光的，就没什么用了。他总觉得自己的精液感染了病菌，让它们留在内裤上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对这些冲突和害怕的讨论让我们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想听听男性精神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于是我们安排了一次会面，由女性治疗师和那位精神学家与他一起探讨手淫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担忧。这次我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终于发现了冲突的核心问题：休伯特觉得非常失望，因为射精给他带来了一些伤害。我们发现他在手淫的过程中的确损伤了生殖器，他非常粗鲁地揉搓它。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似乎在无意中将自己的生殖器看成是父亲，他打它，就仿佛是在攻击他的父亲——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报复行为。他似乎认为它与自己没有关系，他对待它的方式就像它属于他的父亲一样。这种看上去是寻求快乐的举动实际隐含着他对生殖器(其实是他的父亲)的愤怒、愧疚以及对报复的恐惧。我们向他解释了这种冲突的含义，进一步讨论了他的愤怒和他与父亲之间的竞争，这让休伯特沮丧和焦虑的情绪逐渐得以缓解。

尾    声

     对休伯特和他家庭的治疗已经三年了，到现在仍在进行之中。他们一家关系很和谐，婚姻不再面临破裂的威胁，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感情更加深厚，彼此都更爱对方。母子之间的关系进步很快。父子关系虽有改善，但还有些紧张。休伯特比以前更快乐，不再是那个退缩、沮丧的男孩。他觉得自己进步很快，在学校里也很合群，无论在学业还是运动方面都比以往棒多了。

[点评]  这是一个属于早期“家庭治疗”心理流派的案例。两位心理学家，也就是文中的精神分析学家兼督导纳森·阿克曼和女性治疗师玛西丽·拉克斯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对休伯特及其家庭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其中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点是他们对儿童人格的理解。他们认为，儿童人格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和亲子关系。一个健康的人格是这两种因素平衡的结果：一是对于父母和家庭的归属感，另一个则是儿童的自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的人格发展和家庭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因此，对一个情绪失调、心理不适、行为有偏差的儿童的评估不能离开他的家庭来单独进行。要想治疗一个儿童人格中的病态倾向，就必须同时治疗其家庭的病态倾向。如果想让儿童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让他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之中。从治疗中不断发生的变化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这种观点：首先是消除母子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建立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当母子俩都有进步以后，又为改善夫妻关系做好了铺垫；夫妻俩的性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丈夫开始逐渐接受妻子和儿子以后，再慢慢让他产生积极参与孩子治疗的愿望，也愿意通过单独的咨询来引导自己如何做父亲；最后，这个家庭所有的关系都日渐亲密和稳固，而家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主要的当事人休伯特都有了极大的改变，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第二点就是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学家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施加压力，有的只是同感、支持和鼓励。与休伯特的前四次单独面谈几乎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流，任其玩耍。即使治疗师已参与到休伯特的活动中以后，她也只是与他一起玩，只有在他愿意的时候才说上几句。还有，当母亲中途退出咨询时，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学家也没有去找她回来，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只有这样，咨询和治疗才能取得效果。因此，有时心理学家的沉默也是一种咨询技巧或意义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