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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与自杀行为

发布时间:2017-12-16 浏览次数:3473

我相信一种极端的羞耻表现,就是自杀的危险,但是这种表现目前在临床实践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从Freud(1917)抑郁症的观点来看,传统意义上,自杀是暴怒的一种表现,针对的是一个矛盾的或者抛弃的内化客体(这会引起内疚),或者是对失去一个心爱客体的一种回应。当然了,在很多自杀案例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动力,但是我相信羞耻——反映的是一种自体无价值感、自体失败感、自体泄露感或者自体缺陷感——和Freud描述的内疚一样,都严重影响了自杀行为。实际上,很可能目前变得很重要的自恋问题中的羞耻更容易引起自杀行为。

 

文化人类学家在他们所谓的羞耻文化研究中已经意识到羞耻与自杀行为之间的这种关系 (比如. Singer, 1953),一些与羞耻有关的临床研究也提到过这种关系(Wurmser, 1981; Kaufman, 1985)。但是,在我看来,貌似羞耻在很多自杀行为中的核心重要性始终是被忽视的,而且羞耻可能是很多自杀行为的沉淀物,而在治疗抑郁症患者时,却忽视了羞耻。在与自杀患者工作时,更加多的关注羞耻可以在治疗中有效预防自杀行为。当Kohut (1977)谈到屈辱、“无名羞耻”和淹没性失败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意识到了羞耻与自杀行为之间的这种关系,意识到这种关系可能在以后生活中引起自杀行为。羞耻严重影响了一个患者的自杀行为,这个患者去世之前,我治疗了他很多年。


Mr. L,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一个人生活,最近遭受了重大的经济危机,这让他感到自己孤立于这个社会和商业圈,而他之前在这个商业圈有很高的地位。当我治疗他的时候,自杀是他解决痛苦最好、最有吸引力的方法,而且他被耻辱感深深地困扰着,尤其是在他妻子和他最爱的儿子自杀之后。他的孤立状态和羞耻是我们在一起进行治疗工作的焦点,但是在他娶了一个他认为可以拯救并解决他深深的绝望感的女性之后,他欣快的离开了治疗。之后,我就听说在他自杀前不久他的第二任妻子抛弃了他,这让他再次感到耻辱、绝望和孤独。毫无疑问,朝向内部的、被抛弃的暴怒严重影响了他的自杀行为,但是这种暴怒部分地防御了他自己持久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他最终屈服于他的终身耻辱感和失败的绝望感。

 

一个人不是一定要呈现来自咨询室的临床数据才能建立羞耻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报纸标题和电视时间往往使这个关系变得非常平淡。比如,网络电视报道了一个由地方官员召集的新闻发布会,这名官员被指控在一件公众丑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闪光灯前,他走上演讲台,手伸到衣服里面的口袋。他的演讲和随行官员与媒体期待的不一样,他拿出一个手枪,把它对准自己的脑袋,然后开枪打死了自己。这种公开的自我苛责行为,只能理解为是公开消灭他的肮脏事件被暴露带来的毁灭性耻辱和屈辱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同样表达了他对公众羞辱的愤怒。

 

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由羞耻引起的自杀案例,首先包括日本上了年纪的作者三岛由纪夫,公开自杀,他用日本武士军刀杀了他自己,同样是在照相机前,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的日本死亡庆典之后,一起自杀的还有他一组的年轻同事。Donald Manes,是一个有名的政府领导,被发现差点死在他的汽车里,这是一次重要的自杀尝试,发生在公众揭露他参与了一个停车收费器的丑闻之后。在这之后不久,他就死了,因为他卷入丑闻的程度被媒体揭露了出来。同样的,纽约时报(1988年,8月 21日 ) 讲了一个小故事,标题是这样的,“法官因为不正当性行为被报道而自杀”。文章报道说当地报纸开始刊登他与年轻的男被告和学生的性活动时,法官走到“荒废的走廊”,完成了自杀。法官的一个熟人评论说,法官感到“耻辱”,这使他走向了自杀。在这个例子中,他远离社会的行为和他自杀的时间貌似与公开揭露他行为这件事有一定关联。

 

最后那个与杀人和自杀有关的悲剧例子——这两者一般都是配对出现的——表明羞耻和公众羞辱在引起暴力破坏中的作用。纽约时报另外一个故事(1987年9月1日),标题是“6人的死亡与对羞耻的恐惧有关”,这篇文章报道一名越南移民射杀了5个人(其中4个是亲属)之后自杀,以避免“荣誉损失的恐惧”,自杀和杀人行为的原因是他被亲属指控偷了某一家庭成员银行账户里的钱。据说, 他把亲属召集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其中一个亲属描述这很“丢脸”之后,他开始射杀,这在越南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个人创伤和羞耻表现。

 

这些与羞耻有关的自杀案例包含一些相互独立的问题。首先,几次自杀行为(杀人行为)的公众论坛是引人注目的:三岛由纪夫,被他的官员团和照相机围绕;那个地方官员,面对的是会被记录下来的新闻发布会;越南人,面对的是家族的议论。这些都表明需要一个观众,寻求对失败、耻辱和自体缺陷的补偿,并表达对公开揭露的暴怒。这些案例中的羞耻是公众对不道德行为的羞辱,这些不道德行为远远没有实现这些个体所崇拜的标准和理想。很明显,每一个人都想取得巨大的成功,至少,建立一个道德正义的形象;而每个人都有着悲惨的结局。或许,这些自杀的公共性质并不是产生补偿,而是试图强加更深的耻辱和自贬,还有表达淹没性暴怒的一个论坛。

 

当然了,不是所有因为羞耻而产生的自杀行为都是公开的、需要观众在场的外在表达。自杀也可能是个人的、私密的、独立的声明。Mr. L,我在前面描述过他,他因为生意失败以及被他第二任妻子抛弃,而感到被公开的羞辱了,因此,他在他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服药自杀了;他的尸体在很多天以后才被发现。Manes在晚上独自开车到了一个静谧的街道,在这里,他杀了自己。法官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走廊,然后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这些人来说,羞耻显然是独自的、内部的;他们貌似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隐藏起来,为的就是消除他们的没有价值感和耻辱感。

 

这些自杀行为,以及一个与杀人有关的自杀行为,都表明羞耻和耻辱有较高的致死率。这些例子表明极端暴力会推动脆弱的人体验到羞耻,尤其是那些被迫面对理想和表现出的公众形象之间的巨大差距,完美/理想自体与有瑕疵的自体之间的巨大差距。


羞耻自杀是Chasseguet-Smirgel (1985)所谓的“理想弊端”的结果。羞耻经常会引起自杀行为——而这个现象经常被忽视——这表明可能存在一种方法可以预防自杀。在羞耻很深的地方,再加上其他确认的自杀风险指数,那么自杀的危险就很高。干预应该包括探究并确认羞耻及其现象(比如一些隐藏的秘密),干预的目的应该是在患者当前的环境下揭露并分享羞耻的细节。这样的探究应该可以部分评估自杀风险,一旦确立了联系,对羞耻的关注应该是自杀患者急性治疗的一部分。


本文选自《Shame》翻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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