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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德班”十年

发布时间:2010-12-29 浏览次数:2329

曾奇峰

一、故事
    
在每次中德高级心理咨询师连续培训项目(以下按常规简称“中德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父亲般的万文鹏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学着万老师的样子,也回忆一下我参加中德班的经历。
    1997
3月的一个周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8日,在我们中德心理医院工作的德国心理学家莱纳那托先生,几乎是带着“挟持”味道地给我买了机票,把我拖到了武汉机场,一起上了飞昆明的飞机,说是要亲自去为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报名。 
    
在此之前,他早就得到了“中德班”招生的消息。尽管他给我说过多次要我们参加,但我一直都没怎么重视。我们医院就叫“中德”,自以为也见识了不少相关培训,所以也就不觉得怎么稀罕。以致上了飞机我还在想,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下午到了昆明,首届中德班的学员在上课,我想去听听,但被告知不允许,简直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然后,跟马佳丽谈我们插班的事情,马佳丽首先说有个几人小组负责这件事情,基本的原则是一旦开班就不中途进人,但是,考虑到中德心理医院这样一个跟德国有特殊关系的项目,网开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过一下民主的程序,并要我们等消息。
    
晚上,那托先生和我以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宴请他的所有德国老乡。席间,一位德国女老师夸我说的德语很地道、没有一点外国人口音,让我这个在语言方面被盛晓春“欺压”多年的人稍微有了一点自信。
    
吃完晚饭,我去酒店找吴和鸣,他那时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兼心理科主任。我和他已是十几年的朋友。房间灯光昏暗,我进去之后,他指着他旁边那张床上躺着的一个庞然大物说,这是同济的施琪嘉博士。我们互相淡淡地打了招呼,当时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和此人经常朝夕相处,一起飞行了数万里,到过国内外几十个城市,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出了点力。
    
临近半夜,我在昆明街边的烧烤店请吴和鸣、童俊,也许还有盛晓春喝啤酒。就听说吴和鸣参加这个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挫折。他是我从心里佩服的师兄级人物,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强,几天培训下来竟然就变成这样子。我开始对这个培训班有点好奇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那托飞回武汉。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但我们都认为,陈立荣和我参加十月份在北京办的“中德班”,大约是没什么问题了。
    
同一年十月,我从马来西亚开完一个精神康复方面的会议,就直接从吉隆坡飞北京。在邮电疗养院的中德班上,我被分配在精神分析二组。首先是精神分析大组的活动。大家作了自我介绍,很多人是一些大地方的大人物,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中德班的学习,就在这样的状况中开始了。 
     2001
10月,那托先生结束了在我院6年的专家工作回国。在告别晚宴上,照例会说到他为我们医院所做出的贡献。我以医院最高领导的身份评论说,他“强迫”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是他的最重要、最有远见、影响也最大的贡献。
     1998
年初,在熊卫的新家里,武汉以中德班学员为骨干的所谓“武汉心理咨询师协会”成立,我被选举为“会长”。以后的五年里,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这使武汉的心理治疗圈子成为了全国最活跃的圈子之一。2003年后,施琪嘉担任会长,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几个月前,这个协会成为了正式注册的学术团体。

二、知识、情感和新客体
     
参加“中德班”之前,我考虑过参加哪个学派的培训。1994年的杭州中德班,我本来参加的是精神分析组,Berger教授是德方教员。但是,只参加了两天,就被谴派到Babel老师的人本主义组作翻译。现在翻看当时的笔记,仍然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97年的中德班,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家庭组,我是动了心思的,因为当时自以为看了几本精神分析的书,不再需要学精神分析了。现在实在无法想得起来,最后为什么还是进了精神分析组的。也许只能看成是老天的安排了。
    
李小龙说,他97年前看精神分析的书,跟97年之后看精神分析的书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句话简直就是在说我的感觉。我应该算是80年代那场弗洛伊德热的参与者,而且,那场“热”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对别人更大----我热得直接选择了我要从事终身的职业。
    
现在回过头来说,97年之前,我虽然知道很多精神分析的术语,但基本上不懂精神分析。我甚至敢斗胆说,国内很多专家教授,虽然写过、翻译过成千上万页的精神分析文字,足以获得我们无限崇敬,但由于缺乏临床体验,他们并不懂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国内传播上的艰难,相当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些专家教授的“不懂”。
     97
年始,我们终于上路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走下理论的神坛,走向了治病的战场。精神分析小组的同学,开始在精神分析设置的框架下,跟病人成百、成千、甚至成万小时地“浸泡”在一起。慢慢地我们用我们的皮肤、血肉、骨髓和灵魂知道,精神分析的那些术语,从来就不是文字或者智力游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假设,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耻辱和荣誉、苦难和幸福、枯萎和生长、死亡和生存的切实观察和感受。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精神世界,跟所谓常识下的人类精神世界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这样的新视野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知识虽然重要,但却远非最重要的。特别是心理治疗类的培训,如果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那就算不得成功。“中德班”的培训,就不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所有学员提供了从事这个艰苦行业(弗洛伊德称其为不可能的职业的一种)所必需的情感的支持。如果说得专业一点,在这个培训项目里,很多人找到了适合自己成长的新的客体,于是旧的客体的影响被削弱甚至被替换,一种比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改变就发生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本人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的关注、接纳和帮助,使我能够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使我的生活与工作充满欢乐。每每想到这一些,心里就遍布温暖和感激。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德班所建立的行业交流平台之大,大约超过了举办者当初的想象吧。三届培训下来,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精英。

三、没有国界的不仅仅是知识
   
最近读到马佳丽写的《中德班的历史》一文。她和她组织起来的团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令人钦佩不已。加上我在我们医院的20余年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国际主义是怎么回事。金庸借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说,任何功夫要达到最高境界,都不是靠练技术,而是靠自己的气度和胸襟。国际主义精神,就是需要恢宏的气度和胸襟的。
   
一些同行到现在还在怀疑精神分析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提出心理治疗要本土化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德班”的价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经常的情形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因为如果提问本身有毛病,那任何回答都一定是错的。所谓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毛病有两个:一是它变相地夸大了文化或者地域的差异,忽略了人性的共性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男女之别,在效果上就会使男女越走越远,只有更多地强调男女的共性,才能使男女更和谐地相处。用佛教术语说,提出本土化这个想法,是“分别之心”过重的表现,是属于“无明”的一种。
    
第二,如果“本土化”成立,那就意味着还需要诸如“武汉化”、“哈尔滨化”之类,这显然是荒唐的。归根到底,一切治疗技术都只有一个“化”,就是个体化,当你充分考虑眼前面对的个人的特点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一切人文背景都考虑进去了。这是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的,中国所有的高中生都知道:个性大于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比如直角三角形的直角是它的个性,但它却具有所有三角形的特点,如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等等。
    91
年,我问在德国呆了一年后回来的盛晓春:可以写一个中德的病人的差别的文章吗?他回答说:刚去德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慢慢地,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多,就对差异不敏感了。这是一个重要提示:见多识广之后,才会对差异迟钝而对相似性敏感。
   
“中德班”的培训目标是如何治疗一个人,而不是如何治疗一个德国人或者中国人。进一步说,当一个中国治疗师在治疗一个中国病人时,他使用的中文、他的中国文化背景等等,就已经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治疗之中了。他没有必要再考虑,如何使精神分析适合眼前的病人的背景了。
   
知识没有国界。心理咨询是知识的一种,它也应该没有国界。马佳丽和她的同道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实践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内心充满爱、责任、理想和勇气的人,可以在任何国度创造奇迹。
   
“中德班”就是一个奇迹。不对,应该说它只是奇迹的开始。紧随它之后,还会有一个又一个更大、更精彩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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