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爱社交胜过金钱

人的大脑的社会性程度非常高，我们的社会脑促使我们与他人、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动我们关注周围的人、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人的社交天性有非常深刻的生物基础，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充实了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大多数人都只拥有一个可悲的、不完整的关于“我们是谁”的理论。）

了解社会脑是一个有益的智力游戏，能够满足我们存在主义式的好奇心。

虽然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力，但是我也相信，理解人的社交天性的本质的意义肯定要比这大得多。事实上，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一切、所归属的任何一个组织的绩效，都会受到关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们变得足够“社会化”时，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适当地重新调整机构和个体自己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变得更聪明、更快乐、更有效率。

一更多的钱并不代表更幸福

人人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都希望自己健康快乐。社会也会致力增进民众的幸福和健康，因为快乐而健康的人更有效率，不容易陷入困境，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太高的成本。

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以最大幸福原则为基础，强调最好的社会必定是“快乐”的总量最大的社会（相对于痛苦），从而开创了强大的功利主义思想。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也是人类自学会问问题以来就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快乐而健康的生活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果过去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尽快了解这个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给出正确的答案。

处理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有很多，而且经济学家似乎把所有方法都尝试过了。几乎每一种方法都指向了同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金钱对幸福的作用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小得多。

如果以许多国家为分析对象，观察每个国家的平均福祉和平均收入水平，就会发现这两个指标是高度相关的——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的公民所报告的平均幸福感也较高。

但是，这种分析无法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因为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有许多。

富裕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享受着更好的教育和卫生保健，而且富裕国家的司法系统也相对不那么腐败。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代表可以更加直接地影响幸福的其他诸多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

二人们需要相互连接，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求。

一特定国家内金钱与幸福之间的联系。

例如，“幸福研究专家”埃德·迪纳（Ed Diener）对数以千计的美国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请他们报告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水平。结果表明，人们赚多少钱与他们觉得有多幸福之间的相关性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不过，总体来看，这种相关性仍然是非常微弱的：整个样本的幸福感的差异只有2%左右可以用个人收入差距来解释，而且这种相关性基本上都与高于（或低于）贫困线有关。如果你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多赚1000美元就会大大改善你的幸福感。但是，在你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额外的收入就只能使你的幸福感增加一点点了。

二研究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们考察了美国在1946—1990年间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并将之与民众在同一期间报告的幸福感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在控制了通货膨胀因素后，这段时间的民众收入增加了超过一倍，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加。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最先发现，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现在已经证明，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已出现，不过表现最显著的国家是日本。

1958—1987年，日本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00%，他们的物质享受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例如，汽车保有量从占总人口比例的1%提高到了60%），但是日本人自己报告的幸福水平在这30年里一直保持不变。

看起来我们一直都认错了目标。那么，那么多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又怎么可能错了这么久呢？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以至于无法纠正或摆脱这个稀里糊涂的关于“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幸福”的理论？

当金钱与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这个结论大白于天下之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有一种倾向，他们总能适应新的环境（无论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这就是所谓的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

我们对那部分连接的渴望产生了“社交零食”和社交代用品。而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动机的强大力量。人生不妨大胆尝试新的连接方法，因为它们能使我们更加快乐、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