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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内驱力生活

发布时间:2019-11-5 浏览次数:56


我们认为,出生这件事就是那个留下了这种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因为在出生的时候,焦虑特别容易对心脏活动和呼吸产生影响。因此,这种最初的焦虑似乎是有害的。我们首先要把现实性焦虑同神经症性焦虑区别开来,前者是对一种危险的反应,这一点我们似乎能够理解,也就是说,是对来自外部的可预料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莫名其妙,而且是毫无意义的。


在分析现实性焦虑时,我们把它压缩到提高了的感觉机能的注意力和运动机能的紧张这种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焦虑的准备”。焦虑反应就是从这种状态中发展起来的。焦虑反应有可能产生两种结局。一种是:焦虑泛化,它是旧日的创伤性经历的重演,所以只局限于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其余的反应可以使自己适应新的危险情况,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进行自卫。另一种是:旧的习惯保持优势,整个反应仅限于焦虑泛化,在这种情况下,焦虑这种情感状态就会麻木,这对目前情况是不实用的。


接着我们转向了神经症性焦虑,并且指出了我们观察它时出现的三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漂浮的、一般的焦虑,它准备好暂时使自己与那种新近出现的可能性,即所谓的“预期性焦虑”相结合,例如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其次,我们发现这种焦虑牢固地依附于那些所谓的恐怖症中的某些观念内容,我们虽然还可以看出恐怖症和外界的危险有某种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对外界的危险的恐惧被极度地夸大了。最后,我们发现这种焦虑出现在癔症和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之中,在这些疾病中,焦虑要么伴随着各种症状,要么单独出现,表现为一次性的发作或较持久的状态,但是外部的危险始终不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明显原因。于是,我们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人们在产生神经症性焦虑时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能把神经症性焦虑和由于外来的危险而产生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呢?


我们的研究并非徒劳无功,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启迪。临床经验表明,焦虑性期望与性生活中的力比多预算有着经常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遍的起因就是受挫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唤起了,但是并未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取代这种得不到利用的力比多的忧虑便产生了。我甚至有理由说,这种得不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转变成了焦虑。这种见解在幼儿的某些频繁出现的恐怖症中得到了支持。


这些恐怖症中有许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秘的,但是其他恐怖症,例如对独居和陌生人的畏惧,无疑是可以解释的。孤独以及陌生人的脸唤起儿童对熟悉的母亲的思念。他无力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悬在空中,而是把它转变为焦虑。所以,儿童的这种焦虑并不是现实性焦虑,而应算作是神经症性焦虑。这些儿童的恐怖症和焦虑性神经症的焦虑性预期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症性焦虑产生方式的两个实例:通过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就会了解神经症性焦虑产生的第二种机制,你们将会发现,它和第一种机制并无很大的区别。



我们认为,压抑的过程对焦虑性癔症和其他神经症负有责任。我们认为,只要把那个有待压抑的观念的命运与依附于这一观念的力比多部分的命运区分开来,我们就能比过去更加完整地描述压抑这个过程。受到压抑的观念有可能被歪曲到不能辨认的程度;但是它的情感部分却往往转变成焦虑,不管这种情感部分的性质可能是什么,不管它是攻击还是爱情。力比多部分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变得无法利用,这里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它或者是由于自我在童年时期的软弱,如在儿童的恐怖症中那样;或者由于性生活中的那些躯体的过程,如在焦虑性神经症中那样;或者由于压抑,如在癔症中那样。由此看来,神经症性焦虑产生的这两种机制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在进行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焦虑泛化和症状形成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即二者是互相代替和接替的。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的患者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他的苦难历史的。以后,每当他再次走进那条街道时,焦虑就会重现。就这样,他形成了街道焦虑的症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症状称为一种阻碍,或自我的功能限制,患者借助这种限制使自己避免了焦虑发作。如果我们干预症状的形成,例如在强迫性行为的情况下是可能做到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如果我们妨碍患者进行洗涤仪式,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显然他的症状曾经使他避免了这种焦虑状态。所以,焦虑泛化似乎较先出现,而症状形成似乎是后来的事,仿佛症状就是为了避免焦虑状态的突发而产生的。此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童年时期的最初的神经症是恐怖症;


有一些情况清楚地表明,最初的焦虑泛化怎样被后来的症状形成所取代。我们感觉到,为了理解神经症性焦虑,最好的办法是研究上述的这些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成功地回答了神经症性焦虑患者害怕什么的问题,从而建立了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联系。神经症性焦虑患者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力比多。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而且这种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种恐怖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内部的危险如何转化为外部的危险,也就是说,神经症性焦虑如何转化为表面上的现实性焦虑。为了简化一种往往非常复杂的事态,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常常是由于他在那条街上遇见什么人而在他内心里产生的那些使他心情不平静的诱惑。他由于恐惧而采取了一种置换,所以从此以后他所害怕的就是某种外部情况了。通过置换,他显然获得了好处,他以为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通过逃跑,人们能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是试图通过逃跑避免内部危险则是一种困难的行动。


我在结束我当时关于焦虑的演讲的时候,曾亲自表达了这样的判断,即我们的研究的这些不同结果虽然相互并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们却不能相互协调起来。焦虑作为一种情感状态,是从前的一件面临危险的意外事件的翻版,焦虑为自我保护效劳,而且是某种新出现的危险的信号,它起源于以某种方式变得无法利用的力比多,同时,也产生于压抑的过程中;它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仿佛受到心理上的约束——我们感到这里缺少某种把各部分变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

根据自我是唯一的焦虑场所这一判断,只有自我能够产生和感觉到焦虑,于是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固定的立场,按照这种立场,某些情况将会展现出另外一种面貌。的确,当谈到“本我的焦虑”时,或把焦虑的能力归于超我时,我们似乎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与此相反,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焦虑、神经症性焦虑和良心焦虑,很自然地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依赖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联系起来,我们对这种符合期望的配合表示欢迎。根据这种新的见解,焦虑作为通告一种危险情况的信号这一功能(是的,这种功能我们以前并不陌生)也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而焦虑由什么样的材料构成的问题则不再引人注目了。另外,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得到澄清和简化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更加了解焦虑产生的那些看似复杂的情况,而在此之前焦虑产生的情况则被认为是简单的。


我们再次研究了焦虑在某些恐怖症——我们将它们归入焦虑性癔症——中如何产生的问题,为此我们选择了若干病例,在这些病例中,问题涉及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各种愿望性冲动的典型压抑。按照我们的期待,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上述情结是男孩对母亲这一客体的力比多投注,这投注由于受到压抑而转变成焦虑,接着焦虑表现为症状,并依恋于作为母亲替代者的父亲。我不可能向你们演示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够了,与我们的期待相反,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果。并不是压抑引起了焦虑,焦虑早在压抑之前就存在了,所以,是焦虑造成了压抑!但是,这会是什么样的焦虑呢?只可能是一种对眼看就要发生的外部危险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男孩的确是在面对他的力比多的要求时感到焦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男孩是因为爱上母亲而感到焦虑的,所以这的确是神经症性焦虑的一个病例。但是,在男孩看来,这种对母亲的恋情是一种内部危险,他必须通过放弃母亲这个客体来避免这种危险,因为对母亲的恋情招致了某种外部的危险情况。在我们所研究的每一个病例中,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当时并未料到,内部的内驱力危险会被证明是外部的现实的危险情况的一种条件和准备。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压根儿没有谈到,作为男孩与母亲的恋情的结果而被男孩所害怕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就是被阉割的惩罚,也就是失去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说那毕竟不是现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没有因为他们在俄狄浦斯情结的阶段爱上了母亲而被阉割。不过问题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的。首先,问题并不在于男孩是否真的被阉割;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危险,而且男孩相信这种危险。我们这样说是有某些理由的,因为在男孩的阴茎期,在他的早期手淫阶段,人们常常以剪掉他的生殖器来威胁他;而且从种系发生的观点来看,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在他身上得到强化。我们猜测,在人类家庭的原始时期,忌妒而残忍的父亲的确对逐渐成长起来的男孩实施过阉割。而在原始人那里经常作为成年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割礼,则是一种可以轻易辨认出的阉割的遗风。我们知道,我们因此多么背离一般的看法,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己见,即阉割焦虑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常见和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在某些病例中,割礼——虽然不是阉割——作为对手淫的治疗或惩罚(这种现象在欧美社会中经常发生)已经对男孩实行了,对这些病例的分析最终证明了我们的信念的可靠性。在这里我很想进一步仔细研究阉割情结,但是我想扣住我们的主题。阉割焦虑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的确,在一些女人身上已经不存在阉割焦虑,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但不会有阉割焦虑。在男人身上,取代阉割焦虑的是对失恋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是婴儿发现母亲不在身边时产生的焦虑的延续。你们将会认识到,由这种焦虑显示的危险情况是多么真实。当母亲不在场或母亲收回了她对孩子的爱的时候,孩子就会不再确信自己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而很可能陷入种种非常令人难堪的紧张情绪之中。你们千万不要断然拒绝以下这个观念,即这些焦虑性条件其实是婴儿诞生时的原始焦虑状况的重演,的确,这种原始的焦虑状况也意味着孩子与母亲分手。如果你们遵循费伦齐于1925年提出的一个思路,你们也会把阉割焦虑归入这一系列,因为失去男性生殖器的后果,就是在性行为中不可能与母亲或她的替代者重新结合在一起。顺便提一下,返回母亲的子宫里这种很常见的幻想是这种交媾愿望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告诉你们许多饶有趣味的事情和令人吃惊的关系,但我不能超出精神分析引论的范围。我只想再次提醒诸位注意,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正推进到生物学的事实。


1924年,对精神分析作出许多杰出贡献的奥托 · 兰克也曾强调指出诞生行为和与母亲分离的意义,这是他的功劳。不过我们大家觉得,他从这个因素为神经症的理论,甚至为分析疗法得出的那些极端推论,却是不能接受的。他那时已经找到了他的学说的核心,即出生时的焦虑体验是以后所有危险情况的榜样。只要稍许分析一下这些危险情况,我们便可以说,事实上每一个发育期都被分配给了一定的焦虑条件,即与发育期相应的危险情况。心理上束手无策的危险适应于自我早期的不成熟阶段;失去客体或失去爱的危险适应于童年期最初几年的儿童对父母的依赖;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阴茎期;最后,对超我的恐惧,它占有特殊的位置,则适应于潜伏期。随着发展的进程,早先的那些焦虑条件会被放弃,因为与这些焦虑条件相适应的危险情况由于自我的壮大而失去继续作用的价值。但是这种情况恰恰是以很不完美的方式存在着。许多人不可能克服对失去的恐惧,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独立于别人的爱,而是在这一点上继续他们的童年行为。对超我的畏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结束的,因为它作为良心的焦虑在社会关系中是不可缺少的,而个体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独立于人类的集体而存在。某些早先的危险情况也懂得通过合乎时势地修改自己的焦虑条件使自己过渡到后期阶段。例如,阉割的危险在梅毒恐怖症的掩盖下保持下来。成年人虽然知道阉割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望的惩罚,但是他也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内驱力自由会受到各种严重疾病的威胁。毋庸置疑,那些被我们称为神经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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