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确切地说，我们想谈一下，作为心理疗愈的一种形式，心理咨询的独特价值到底在哪里？它到底算是科学，还是艺术？咨询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咨询中疗愈发生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人生指南的市场上那么多买家和卖家，就对人类精神的理解而言，心理咨询与文学、哲学又有什么根本区别？读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看几季《情事》，与做一段优秀的婚姻咨询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差异呢？鉴于目前国内合格咨询师的匮乏和相对昂贵的咨询费用，它仅仅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一种昂贵的“心灵spa”吗？还是说，在未来，它也可能成为一种我们疗愈心灵痛苦的日常形式？
在这期封面故事中，你会读到我的同事们采写和外约的各种关于心理咨询方方面面的报道，一个优秀的咨询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追求什么样的自我修养？他们对于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现状与未来的思考？以及在婚姻、家庭、职场、个人成长等各个不同领域的心理咨询的实例。在中国，心理咨询这个概念是从08年汶川地震后开始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的。在此之前，就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对于内心世界的问题大都是很漠视的。我们很少去想，何为自我？自我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的才华在哪里，缺陷又是什么？我的痛苦源自哪里？我的幸福又去何处追寻？我们心里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想要的又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会感觉到苦闷，感到彷徨，感到伤痛，但很少有人会觉得有处理的必要。就像美国一位心理学家说的，“我们对一点点身体的伤口都会大惊小怪，却对心理伤口毫无概念。失败、孤独、被拒绝、被背叛，都会在造成心理上造成深刻的伤口。如果拒绝正视，伤口就会化脓，影响我们的健康。”事实上，即使今天，两个人坐在一起，通过谈话，整理人生，探寻人性，试图找到某种关于自我的洞见，或者关于人生的答案。对中国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件很怪异很值得怀疑的事情，好像更适合留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我怎么知道它能不能有效果呢？就算有，到底能有多大效果？性价比合理吗？
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我们集体主义的潜意识。毕竟，我们并不仅仅存在于这幅皮囊之内，我们还在家庭之中，在社会之中，在国家之中，在世界之中。这样的沉溺于自我之中，难道不是一种虚弱或者自我中心？ 心理咨询最初是弗洛伊德的发明。他希望找到一种人性的结构，可以解释一切人类心理的现象。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的精神分析疗法还是一种智识运动，只流行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之间。直到1950年代，美国人精神健康的危机，将这种疗法带入了大众的视野。之后，各种新的咨询流派不断诞生，其创始人如弗洛伊德、荣格、艾瑞克森、弗洛姆、卡尔·罗杰斯、维克多·弗兰克尔、萨尔瓦多·米纽钦等等提出了不同的治疗哲学和工具，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式。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美国50年代那种物欲横流、传统价值观崩溃的精神危机。我的一位采访对象，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江光荣说，“我们匮乏的时间太久了。在经历了初期经济的起飞之后，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有两种普遍的心态。第一，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第二，原来传统的价值都被动摇和否定，包括亲情、爱情、民族、自由……“我们在努力寻找精神上的安顿之所。但这些源自西方的咨询理论和技巧到底多大程度上能解决我们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呢？比如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师亚当·菲利普斯曾经有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精神分析是一种“副作用”。新药上市之前都要测试可能的副作用，但如果有一种药物，它的整个研发目的，所有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可预测的副作用，你大概会觉得这家制药厂的老板一定是脑子坏掉了。谁想要一种副作用呢？我们要的是对症下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决定我想不想要用这种药。事实上，在美国，在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冲击之下，精神分析早已变成一个极为小众的咨派，不仅因为它耗时过长，而且治疗效果难以界定。相比之下，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认知行为疗法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真正科学的心理疗法（它也是目前美国惟一认可的可以享受公费医保的心理服务项目），因为它是基于实证的，标准化、流程短、见效快。
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策略是，攻击并最终改变一个人负面想法与信念，从而矫正不良行为。它认为，在外部事件和人的情绪反应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即人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负责解释事件，并作出相关的情绪反应。既然人无法控制外部环境，唯一能控制的是一个人的信念。
所以，当一个人被一种负面想法纠缠，比如“我总是搞砸我的工作”，或者“每个人都在盯着我肚子上的赘肉”，或者“我必须喝杯酒才能去开会”。认知行为疗法会质疑这些信念：你真的每次工作都会搞砸吗？还是你跟一般人一样，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每个人真的都盯着你肚子上的赘肉吗？还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总之，治疗师会帮助这个人发展一种新的、更现实的信念，以取代之前的认知。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常常是潜意识的，且自发性的。就好像我们体内有一个滚动评论的声音，整天不停，不断地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作出判断。通常我们不会质疑这个内心的声音，甚至注意不到它。
因为这个声音是源于我们从童年时期就接受的观念和信条，慢慢内化成我们自己的观念和信条。我们假设这种声音永远是正确的，但很遗憾的是，它经常会出错，它会从一个扭曲的，有偏见的角度，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作出评判，比如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或者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失败。这种时候，仅仅靠理性的认知和分析恐怕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一些更深刻的自我探索和疗愈。
基于同样的理由，也许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之类的长程、深度的心理疗法在中国仍然有它们的潜力。武志红，一位国内颇为知名的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如果我们的基本脉络是对的，我们的文化逻辑，内心的逻辑是对的，也许认知行为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内在机理是乱的，甚至是相反的，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深度的手术。”
事实上，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的几位采访对象都对我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人性的基本，包括爱与恨、善与恶，以及人生的主要戏剧恐怕并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同的是，我们如何述说、如何阐释这些痛苦，并赋予它多大的意义，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苦，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幸福？也许，正因为心理咨询与我们的文化有诸多的格格不入之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在转型期所面临的心灵困局，才有特别的针对之处。比如武志红说，“我们的文化里从来不提倡做自己。所谓孝顺、听话，其实都是人的异化。倒退20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没有自我的，我们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领导，一辈子都听别人的，按照某一种模式生活，就是不能听从自己的声音，而且这是一种集体状态，就很糟糕。”所以他并不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心理上的病症越来越重。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时代，因为每个人做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大了。2005年，他还在广州一家报纸写心理学专栏，经常写一些关于“人如何成为自己”的小文章。“那时候还挺另类的。但现在大家都在说，人要做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的价值就是把自己活出来。”江光荣是国内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学派主张“以人为中心”，全部的治疗都基于一种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和一切生物一样，人也有自我实现倾向，这种自我实现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创造的倾向，二是亲社会的倾向。而心理咨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一个人顺着他的本性走，促进人的本性的现实化。”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人之为人的本性中，包括贪婪、自私、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性和破坏性。江光荣说，“攻击、破坏的原始本能确实有生物学的来源，但那是个体生命面临生存威胁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像一个人在树林里遇到一只老虎，他的肾上腺素水平迅速上升到极高的水平，或战或逃，都是指向本性的。但这种攻击性是为了自保，而不是为了伤害老虎。”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卡尔罗杰斯曾经说过，“虽然我对现今世界中数量惊人的破坏、残酷与令人惊惧的行为知之甚详──大至战争威胁，小至街头暴力──但我仍找不出邪恶是人类遗传的本性的证据。特别是在有助于个人成长与自由抉择的气氛中，我从来没看到过有人会选择罪恶与破坏的方向去做。在此种气氛中，每个人所选的都是更社会化、更能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这样的经验让我确信人之所以会做出恶行，是受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所以我看到的每一个人，就像其他物种一样，其天赋本性基本上均是建设性的，只是在成长过程中被经验给毁了。”
江光荣说，“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只是说说而已。大多数人更相信‘性相近，习相远’，强调习染、教化在塑造现实人格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习染教化，就意味着对人性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中国文化比较容易塑造出这样的人格：他们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对自己的表现总是不能满意；他们脑子里装满了道德律条和价值规范，要求自己是圣人、贞女、贤妻良母或者好丈夫好父亲。一事当前，他们第一反应是‘照道理应该……’。总之，道理、规矩、伦理、义务等等是他们生活的指南。但正因为如此，人本心理咨询强调回归人的本质，重视接纳自己真实经验，才更有针对性，针对那些束缚个性，妨碍个人自我实现的东西。”回到我们最核心的问题，就真正地认识自己，实现自己而言，心理咨询师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是他们掌握着一些理解人性、破除防御、以及如何改变人的行为和态度的理论和工具，比如自由联想、梦、沙盘等等。这些都是通往人类无意识的有效工具，使用得当，能帮助他们洞见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不断自我囚禁的病理化模式。另一方面，探索自我的道路很黑暗很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安全、严肃的空间和一个睿智、温暖、富有同情心的陪伴者，让你能够自由而深入的探究你和你的生活。你可以说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东西，心理咨询师不会觉得惊讶、无聊甚至恶心。因为他们带着最大的真诚、尊重和无条件的共情。在他们的陪伴下，你会感觉自由、感觉被接纳，可以解开自己的心结。
但是，江光荣教授提醒我，靠任何一个权威认识自己的想法，要么自恋，要么无知。而心理咨询师很容易陷入这种自恋或无知里面。“人本心理咨询强调，不同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差异。人心中也的确有种种防御，使得你无法有效地、直觉地、省劲地认识自己。但这个流派对于人的改变最大的信念就在于，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你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也意味着，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提供的关键并不是关于你的判断或洞见，而是共情和陪伴。“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你和我’的关系（不把人视为工具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有生命、有情感、有尊严的主体），那样的关系和陪伴是每一个优秀的咨询师着力去追求的，但对当事人来说，寻求真正的‘我和你’式的陪伴，未必在咨访之间，而可以在亲友之间、同时之间的互助互爱。我们应该学会做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哥哥姐姐，更好的朋友，这才是最强大的陪伴的力量。无论专业咨询多强大，永远取代不了这一部分。”人生而痛苦。我们渺小、无知、充满缺陷，而我们之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巨大、复杂、令人淹没。我们都要面对孤独、死亡和人生的无意义。曾经，我们的祖先有宗教、集体、社区、国家作为抵抗这种可怕现实的堡垒，但现在，我们似乎必须靠一个微弱的自己去承担这种存在的重负。
总体而言，心理咨询很少处理个体之外的问题，而是将绝大部份问题的出处都归结于人自身——你错误地成了你自身，所以改变也只能回到自身。我曾经对于这一点极为困惑和不满。如果一个人的痛苦，不是他自身的原因，而是社会和环境的原因呢？我们那些从个体内部寻求心灵解脱的方式，不都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了吗？后来，我在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的演讲里找到了部分答案。乔丹·彼得森是最近一两年在西方突然走红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经也是一个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喜欢对年轻人谈自由和责任，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在youtube上的课程有数百万的追随者，被奉为一个“理想的父亲“。他的书《人生十二法则》中文版最近刚刚出版。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多人跑来听你讲课？他们到底渴望得到什么？他回答说，“他们想要的是关于责任与意义的讨论。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有50多年没有类似的讨论了。一直以来，我们谈的是权力和特权，自由与即时享乐，它们都有它们的位置，但它们是肤浅的。一个人在人生中如果只是浅层的停泊，暴风雨会摧毁他们——暴风雨一定会来的。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呼吁责任，因为他们需要长大成人，他们需要通过责任才能找到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自己当下的人生困境负责，我们也必须为外部环境中的不公平、不正义负责，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变化的可能。
在这个封面的采写过程中，我还喜欢上了一个叫埃斯特·派瑞尔的比利时女咨询师。她的书《亲密陷阱》中文版刚刚在国内出版，苹果手机的播客商城里还能找到她的婚姻咨询的现场实录where should we begin，非常精彩。我听她不久前的一个采访，谈到“没死和活着的区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派瑞尔是欧美一位著名的婚姻咨询师，她的父母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在那次采访中，她说，一个人没死是一回事，活着则是另外一回事。很多经历了大屠杀的人，只是还幸存下来没有死，但她的父母不仅幸存下来了，而且好好地活着，活得光彩照人。她说，那些来到她的咨询室的人，他们坐在那里抱怨他们的性生活，你也许会觉得，跟生死比起来，这些抱怨难道不是太琐碎了太无聊了吗？但他们要的不是性。他们想要的是感觉到活着，生机勃勃地活着，有亲密的连接，有希望，对于自身有好奇，相信人生的可能性。这才是一个她作为一个咨询师工作的意义。
反观自己，我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是没死，还是活着？到底怎样才算是生机勃勃地活着？怎样才算有意义地活着？我想，这些问题本身，才是心理咨询给我们的启示，因为心理咨询能为我们做的，恐怕不是药到病除的确切无疑，而是为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引入困惑、引入好奇、引入希望，引入复杂性，从而引导我们进入心灵的更幽微和更开阔之处，那些只有“副作用”才能带我们去的地方。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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