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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伴侣暴力中幸存者的应对策略

发布时间:2021-4-15 浏览次数:1004

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是一种特殊的暴力,遭遇在亲密关系中暴力的人需要应对很多压力和挑战。我们用幸存者来指代曾经遭遇过亲密伴侣暴力的个体,这篇文章主要讲述幸存者主要使用了哪些应对的策略。

 



亲密伴侣暴力IPV)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源影响了上百万的女性。根据一项最近的全国调查,有超过全美三分之一(35.6%)的女性在她的一生中,将会经历被一个亲密伴侣强暴,身体暴力或者跟踪(Black et al.2011)。除了高发生率,IPV还对幸存者的健康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包括身体健康(如受伤,头部创伤,慢性疼痛;Black 2011; Campbell et al. 2002),心理健康(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观念/企图),社会功能受损(Bonomi et al.2006),和财政上不安全感(Crowne et al. 2011)


应对方式指的是一系列认知和行为策略用来应对被认为压力性或威胁性事件(Lazarus 1993)。关于IPV幸存者的应对努力的研究发现了幸存者面对虐待是被动的受害者这样一种观点是错误的(Gondolf and Fisher 1988)。与之相对的是,这些发现显示了IPV幸存者使用多种应对策略去管理他们生活中高水平的压力,去逃离他们生活中的暴力,去建立安全感(e.g., Bauman et al. 2008; Brabeck and Guzmán 2008)

 

具体的应对策略已经被认为是增强幸存者的健康的一种保护性过程(例如,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然而还有其他的应对策略被认为是减少幸存者的健康的一种风险性过程(例如,行为脱离,物质的使用;Beeble et al.2009; Clements and Sawhney 2000)

 

一组研究队伍认为可以把应对方式和身心健康作为目标来发展干预措施,这些都建立在提高幸存者的优势的基础上,需要两个关键的准备步骤:(a)全面地理解应对方式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b)识别保护性和伤害性应对策略(Goodman et al. 2003)


 

幸存者所使用的应对技能

1. 宗教性应对策略

很多参与者报告宗教的应对方式在IPV幸存者的生活中起到了很突出的作用。一个提供者说到,“我认为[宗教的应对方式]是一个很巨大的策略……我认为精神性是一个巨大的成分。”我们所讨论的宗教的应对策略包括祈祷,参加宗教活动,加入宗教小组(例如,圣经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和阅读虔诚的书籍。一个幸存者补充道:“我祈祷。我是个基督教徒——我是很注重心灵的。我从来没有像那样告诉过我的牧师或者任何人,因为我很害羞-我很害怕。但是我确实经常祈祷。我一直在祈祷。”尽管宗教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支持力量,一个幸存者描述她离开了她从小就被教导作为一个应对技能的信仰:“我们从教堂学习到……你应当承受去服务于男性……如果他打了你,那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错事,你本就应该向上帝请求原谅你和请求让你变得更好。”然而,她也谈论到转换到一个新信仰发现的安慰。


2. 聚焦情感的应对策略

参与者讨论多种策略去应对IPV以及IPV相关的压力所导致的情感问题。大多数幸存者报告说一度他们处理他们情感的方式就是“全都积攒起来”。参与者还讨论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去减轻或发泄IPV以及与IPV相关的压力所导致的情感。幸存者和提供者都报告了哭泣是最普遍使用的发泄情绪的策略。一个幸存者提到,“我是如此的不开心……我总是充满压力,我哭了很多次。”有几个幸存者也讨论了把她们的情感写下来能够释放和处理她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会把我的一些情绪写出来……有时候我事后会把写的内容拿给他看。有时候我只是把写的东西扔掉……写下来真的很有帮助。我也会给自己发短信……如果我没有纸的话,我只是想把情绪释放出来。”一些幸存者也提到了其他释放或排解情绪的策略,包括打碎盘子,敲打墙壁或者捶沙袋,大喊,和把情绪发泄给其他人。


3. 分心/回避策略

所有的参与者都讨论到了分心和回避策略。这些策略包含聚焦于身体上避免接触压力源的策略(即施虐的伴侣),或者使用分心策略使自己的思想从那些虐待和与虐待有关的压力中转移出来。报告最常使用的分心应对策略是物质使用,其中包括喝酒,吸毒(包含大麻和可卡因),处方药(包含帕罗西汀(抗抑郁药),安定,扑热息痛,氢可酮和安非他命),到药房买的药(包含镇痛药和苯那君),和香烟。一个幸存参与者重复很多次的意见就是:“我开始喝得更多。当我到家的时候,只要他在那儿我就开始喝酒。我只是不想去处理它”。提供者也讨论到幸存者使用物质作为一种应对方式和自我治疗。一位提供者陈述到:“处方药的使用(滥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且我们发现她们正从一个医生跳刀另一个医生那……”。

一般来说,很多幸存者说到她们尽力变得忙碌和躲避施暴的伴侣通过把注意力放在学业上,课外活动上,工作上,或者孩子身上。另外一个幸存者使用来躲避思考她们的感情关系的策略就是花时间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很多幸存者也报告说使用锻炼(如跑步,散步,举重,瑜伽)作为一种分心策略和减少压力的方式。幸存者谈论的其他不那么常见的分心策略包括冥想,阅读,从事艺术表达(例如,画画,雕塑),上网,做饭,看电视,听音乐,吃舒适的食物,“聚会”(如,去泡吧/俱乐部,跳舞),和养宠物。



4. 认知性应对策略

参与者讨论了很多应对策略都集中在认知方面。一个常见的认知策略就是尽量地合理化和重新构建这个情景。例如,幸存者报告说他们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它,”通过关注关系的积极面并且尽量使自己相信每件事都会或将会很好的。很多参与者报告说她们通过给施虐的伴侣和他的行为找借口来重构这个情景,包括自责。一个提供者说到,“我将会感到“我真是笨蛋,我是如此愚蠢,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初说了什么,或者我没有做什么,又或者我只是离开,这些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它让我觉得也许在某种层面上他也不是那么坏……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也不算是那么坏的决定”。

另一个参与者讨论的经常使用的认知策略是否认,否认既包括忽视虐待也包括把虐待最小化。提供者解释幸存者也倾向于把她们关于虐待的情感和他们孩子对虐待的了解最小化。几个幸存者说到接受他们的处境这一现实。一个幸存者说,:我几乎不敢承认它(指虐待),但是现在意识到它是我感情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知道我有选择,因此我猜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接受的。

几个幸存者报告说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来应对虐待,比如想象她们自己打回去,吵回去,或者离开这段关系。一个幸存者陈述到,“我总是在我的脑海里喊回去或者离开或者不去听他说了什么或者不去按他说的做,但是我总是太害怕了。”参与者讨论的其他认知策略包括魔幻思维或者白日梦,反思这段关系或者不停的思考一个特定的事件(如,“反复的思考争论……在你的脑海里一遍遍上演”),和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


5. 安全计划策略

幸存者和提供者都讨论到了幸存者使用的安全计划策略。尽管一些幸存者已经了解到安全计划要有正式的支持路径,很多人却已经自发的出自潜意识的使用安全计划策略。一个提供者说到,“我所发现的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想到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持她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安全,但是他们还没必要列一张清单出来。”

幸存者在正在进行中的虐待关系背景中讨论的安全计划策略包括(a)把车钥匙藏起来或者保持车钥匙随时可得,(b)买一个手机并且让自己随手能拿到,(c)把武器藏起来或者保持武器离自己很近,(d)对虐待升级的信号保持警觉,(e)当预感到一个可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离开屋子或者给自己待的房间上锁,(f)当正在发生虐待事件或者争吵的时候,走到一个安全的空间去,(g)思考可能的逃跑路线,(h)避免与虐待发生联系,(i)确保其他人知道伴侣的联系信息和确保其他人被告知幸存者的下落。幸存者也讨论了离开或计划离开这段虐待关系的安全计划策略(如,藏起重要的文件,秘密的存钱,准备并藏起来一个包,形成一个可以躲藏的计划)。离开这段虐待关系后,几个幸存者报告说要做好预防步骤(如,换锁)。

幸存者还讨论了几个一般的安全计划策略可以在贯穿在虐待关系的不同阶段使用。例如,几个幸存者报告说申请保护令可以作为一种提高安全感的方式。但是其中一个参与者继续讨论了保护令如何使她的伴侣更加疯狂从而使她的恐惧感更高。因此,这些她伴侣发生的变化导致了这个幸存者放弃了保护令因为它似乎并没有起到保护她安全的作用。幸存者也报告说当与虐待伴侣碰面的时候,尽量确保其他人在场或者保证其他人在能听到声音的不远处。另外一个被幸存者讨论的策略是保留部分意识记住周遭的环境。


6. 和解策略

每位参与者谈到和解策略时都认为它意义重大。和解策略包含积极的尝试“使情形变得好一点”,通过恢复对施虐伴侣的感情,逐步对一个虐待性的或者潜在虐待性的情形进行降级,和避免争论。参与者解释说很多幸存者如履薄冰的应对着,努力让她们的伴侣开心。

幸存者为了使虐待伴侣开心提供了几个策略性的例子,包括保持房子/院子干净;为伴侣准备最喜欢的饭菜;道歉,原谅,称赞和同意她们的伴侣;收起私人的愿望;预想伴侣的需求;尽量保持完美;打扮成伴侣喜欢的样子和做出伴侣喜欢的行为(如,我会穿成他喜欢的样子。或者我会故意做出我所知道的他喜欢的行为);变得顺从;把注意力全放在伴侣身上;一般只做伴侣要求做的事情。参与者讨论的另一个经常用来与虐待伴侣和解的策略是与家庭和朋友隔离。

幸存者也讨论到要尽量避免按到虐待伴侣的触发机制。几个幸存者报告说她们会避免提到可能会引发她们的伴侣不满的话题。很多幸存者把嫉妒认作一个强有力的出发点,幸存者会尽量避免引起伴侣嫉妒的事件。例如,几个幸存者讨论到她们会限制与其他男人的互动(如,如果对方是个男人,我都不能回复一个短信)。

有几个策略被报告用来作为减少虐待潜在可能的方式。例如,幸存者讨论到与她们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降级的策略。一个幸存者解释说,“很多时候如果喊叫争吵特别糟糕的话,有时候我就想可能似乎需要一场性爱来停止它。”其他的降级策略包括尽量远离伴侣,给伴侣空间,而且保持冷静和安静。


7. 抵御/反抗策略

大多数幸存者和提供者也提到使用认知策略的目的在于抵御虐待或者反抗虐待伴侣。几个幸存者报告说在口头上(如争吵,喊叫,反驳)或者身体上回击过去。口头上的反击比身体上的反击被报告说是使用更为普遍的策略,被更多地用在反击和自我防卫上。更进一步地,身体上的反击经常使虐待升级而且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应对策略通常很少重复使用,除非是在特别可怕的环境下:“他打我使我更加气愤……那时我就想跟他打回去,有时候我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因为我回手了,事情通常会变得更糟。”一些幸存者也报告使用或者威胁使用一个物体或者武器来对抗她们的伴侣。有时候在逃出一个虐待事件中时这个技巧是有用的。然而,其他时候这个技巧只会增加幸存者受到更多虐待的风险。

一对参与者提到“操纵”和威胁技巧的使用目的是为了抵抗虐待。例子包括幸存者通过让其他人知道虐待这件事,威胁要报复并且要离开虐待伴侣。一个提供者解释说,“我认为有些时候女人使用威胁对抗他们,施虐者。例如,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你还不停止,我会告诉你的老板。”有几个幸存者讨论要尽量操纵他们的伴侣停止虐待,通过使用一些能够导致令人同情性的反应(如,抱怨偏头疼,大哭,威胁要结束这段关系)的技巧。

幸存者还讨论了这些策略的使用是为了或公开或背地里反抗施虐的伴侣。一些幸存者提到她们会与别的男人调情或者发生关系就是当做一种策略去偷偷的反抗她们的施虐伴侣:“当我能够欺骗他的时候就去欺骗他,或者类似的他不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清楚。这就是对他的反抗。”其他的幸存者谈到了企图公然抵御或反抗她们的虐待伴侣。这样的策略包括从一个虐待事件中走开,无视虐待伴侣和拒绝做他所要求的事,分开睡,和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和虐待伴侣说话。大体上,参与者并不认为这些反抗和抵御策略对她们有帮助因为这些策略通常会导致更进一步的虐待。


8. 直接尝试应对压力源

大多数参与者讨论到使用了直接应对策略。然而,幸存者比提供者更可能使用直接应对策略,也更可能提供例子。幸存者报告说她们最近一次从虐待事件中逃出来,离开她们的公寓或者家,逃离她们的虐待伴侣。她们也提供了一种直接应对策略,幸存者讨论独立解决关于处理虐待和很可能离开这段关系的问题(如,我似乎必须要做计划并尽力从那里逃出来)。幸存者也试图与施虐伴侣商量来解决问题。一个提供者补充了幸存者使如何使用这个策略的:

我认为很可能是最通常的说法,努力去让他们的伴侣听她们诉说,引发伴侣的同情心,努力——“这就是这些事情带给我的感觉”,拿别人来举例子。援引其他的情况,祈求着,辩护着,“你是在伤害我们的孩子,”哭泣,讨价还价,“如果你停止我会做这些的。”更进一步,一些幸存者报告她们曾经建议她们的伴侣应当寻求帮助。

幸存者也讨论到结束或者尽量结束这段关系,而这通常需要多方面的尝试和技巧。那些不与施虐伴侣生活在一起的幸存报告说他们会限制或者停止与施虐伴侣待在一起,同时也推迟或者限制与她们的施虐伴侣的交流。幸存者讨论的其他策略包括搬家(特别是当伴侣不在家或者不在镇上的时候),获得自己的空间,和不去施虐伴侣的家。很多幸存者强调说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或者增加与施虐伴侣的身体距离(如搬到另一个州),这两个策略被证明对幸存的参与者长久的结束这段虐待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9. 寻求帮助

所有的参与者都讨论了寻求帮助对幸存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应对策略。寻求帮助的策略集中在寻找信息、资源和支持。数据中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寻求帮助的方式:(a)自主的求助行为,(b)非正式求助行为,(c)正式求助行为。

自主求助包含了脑海里各种各样的获取信息,资源和支持的方式。例如,很多幸存者报告她们曾经上网搜索关于虐待关系的信息和可能的资源。一个幸存者反映她上网搜索这种类型的信息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她才知道她的感情是带有虐待标签的。

大多数幸存者讨论曾经忙于非正式的求助行为,例如从他们的或者她们伴侣的家庭,朋友,邻居,教师或者新的伙伴,他们所信任团体里的成员那里寻找信息,资源和获取支持。非正式支持中最常见的资源就是家庭和朋友。然而,幸存者报告她们不总是对她们的家庭和朋友和盘托出她们的受虐经历。一对幸存者讨论从曾经也有过受虐经历的朋友那寻求帮助:“当知道我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正处于类似的情形下时,感觉很糟糕但却某种程度上对我有帮助。……因此我们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彼此。”拥有一个能够设身处地的理解幸存者在她的关系中正在处理的问题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支持。

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报告曾经寻求过专业帮助。一些幸存者表明她们曾经向卫生保健服务中心和健康服务中心寻求过支持。卫生保健支持包含到急诊室对IPV相关伤害存档和接受治疗,与一个OB医生或者妇科医生聊聊,或者与医院社工碰面。幸存者也描述了从其他机构(如,社会服务机构,健康部门)的社会工作者那里裙秋帮助和支持。幸存者还谈到了刑事审判的求助,它包含向执法部门,法院和律师寻求帮助;然而,这种正式的求助行为有时候并不是自发的。例如,一个求助者讨论了她的父母在她经历了一起严重的身体虐待事件后是怎么联系警察的。另一个幸存者陈述到她因一次交通违法行为被警察拦住,而这导致她向警察吐露了, , 自己的受虐经历。因此,警官向她提供了当地的家庭暴力保护处的信息。

很多幸存者提到她们为了解决IPV受害的经历而去寻求心理咨询或治疗,即使一些幸存者解释她们并不总是向她们的治疗师说出实情。一些幸存者明确的说向一个家庭暴力机构,程序或避难所寻求过帮助和支持。此外,一些幸存者报告会去寻求一些特殊的服务,包括治疗自残行为,饮食障碍和物质滥用。


10. 其他的应对策略

在这项研究中出现了两个其他的应对策略,是自残行为和不健康的控制体重策略。参与者解释说幸存者使用这些策略去重获控制感,处理过多的压力,把痛苦转移到一些可以掌控的事情上,处理与IPV相关的情感,和针对她们的处境使用言语虐待来应对。

在本研究中幸存者使用的自残行为包括拿刀割自己,划伤自己,把指甲嵌进皮肤,和抓自己的头发。一个提供者补充道很多她的当事人的自残行为也包括另一个策略即烧伤自己。尽管提供者报告她们为很多有自残行为的幸存者咨询过,她们都注意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与提供者约会的青少年幸存者,年轻人,和曾经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成年幸存者之间普遍存在。

参与者讨论了不健康的体重控制行为,包括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取,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一个幸存者解释说,“我不再吃饭了,变得身体虚弱。他总是说出那样的话“瞧,你真胖!”或者总是对我的样子评头论足,即使……那时候我已经体重不足了。”除了进食障碍和严格控制食物摄取来减轻体重,一些幸存者还谈到,她们不能吃饭是因为恐惧和压力:

那时候,吃饭对我来说相当困难。我的体重开始大量减少因为我总是在发抖大部分时间都在害怕,或者我很恐慌。因此,我不会像我往常一样吃饭,而且我有时候会因为压力太大而不吃饭,因此我吃得更少。


来源:《与亲密伴侣暴力有关的压力和幸存者的应对经验:“一个人只能承受这些了!”

作者:辛西娅 F.瑞兹

译者: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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