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置 SETTING ——设置精神分析的设置

設置，（精神分析的）

作者： 台湾精神分析协会

来源：IPA

三區窗口

 

跨區域顧問：Joan Schachter（歐洲）、Jon Tabakin（北美洲）、Thais Blucher

 

（拉丁美洲）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Arne Jemstedt（歐洲）

 

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的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陳瑞君 (Jui-Chun Chen)、王盈彬 (Ying-Ping Wang)、李世易 (Shir-Yi Lee)、蔡明哲 (Ming-Che Tsai)、鮑致嘉 (Chih-Chia Pao)、蕭景容 (Ching-Jung Hsiao)、蘇容加 (Jung-Chia Su)、賴盈青 (Ying-Ching Lai)、黃泰翰 (Tai-Han Huang)、莊慧姿 (Hui-Tzu Chuang)

 

協調 (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

 

一、定義

 

在特定的治療環境中，為了進行精神現象（尤其是那些與潛意識有關的）的檢視與轉化，所必要的穩定條件。

 

精神分析設置的概念，如同佛洛伊德 (1912, 1913) 在有關分析技術的文章所概述，在精神分析發展為一種研究和治療方法的最初，就已經隱含其中。儘管這些年來對於當初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外在設置（每週六次，每天在同一個小時），基於種種因素已有調整，「設置」這概念的發展和闡述，主要與設置對於分析師及病人的各種潛意識意義有關；特別是與邊緣型和難以接近的病人的工作經驗，以及與分析師內在設置（也被稱為分析師的分析態度）的關係 (Schafer 1993)。

 

當討論「分析設置」時，指的必須是讓分析歷程得以執行的特定而獨有的必要工作條件。其他的治療（包括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都有自己的設置，儘管它們可能用到精神分析設置的某些元素。設置同時包括外在和內在條件。前者由時間和空間的框架所建立，後者關心執行分析工作所需的心智狀態，基本上可說是保持心智開放：在病人端，透過自由聯想的原則，而在分析師端，透過平均懸浮的注意力以及維持中立與禁制原則的態度。雖然內在設置經常和分析師有關，但也適用於病人。病人的這種「內在設置」可能一開始並不明顯，需要在諮詢的過程中加以發展。至於外在設置，有些分析師提到分析師和病人間的「協定」，或更確切地說，「契約」(Etchegoyen, 1991)。

 

病人和分析師雙方在內在和外在的設置中，都有對應但不對稱的角色、心態和任務。重要的是設置的這兩種面向會互相影響。病人會需要接受設置的條件，並願意全力配合。分析師也必須同意遵守這些條件。病人無法遵守的任何狀況都需要被分析，也因此會成為分析的歷程。然而，病人對設置也會有自己受潛意識幻想影響的觀點，這些觀點，這也會需要被分析師詮釋。分析師也應該把病人對他的錯誤的所有觀察都納入考慮。 (Rosenfeld 1987; Limentani 1966)

 

Ferenczi 促進了技術上更大的彈性；他相信在治療更為嚴重的病人時，維持傳統設置，可能有害於治療的進展和存活。Ferenczi (1928, 1955) 引進了「機智」(tact) 的概念，分析師為了促進分析的進展，其治療技術可能因病人不同而改變。然而，這並不表示分析師可以在診療室內為所欲為。Ferenczi 區別分析的機智和仁慈。他談到精神分析的第二個基本規則，如果想要分析別人，自己一定要先被分析。如此一來，Ferenczi 認為分析師間的技術差異就可能消失。

 

José Bleger (1967) 大概是第一位有系統地研究設置的分析師，他延續 Gitelson (1952) 的想法來描述分析情境，認為分析情境包含了所有發生在分析師—病人關係間的現象整體。他把這情境分解如下：歷程：可以被研究、分析與詮釋的現象；以及框架［encuadre（西班牙文，有取景之意）］：非歷程，由一些常數組成，在這些常數的約束中歷程可以演化。根據 Bleger 的論點，當病人接觸分析師所提供的設置—理想正常的框架—要偵測到底下無語的潛意識幻想並不容易；在設置遭到擾亂前，這些潛意識幻想不會明朗顯現。對 Bleger 來說，病人主要的潛意識幻想是：設置是他／她的身體和原始母親的身體融合之處。所以，分析師設置的功能是「無語」的病人設置的涵容者，這無語的病人設置指涉「人格中的精神病部分」。 對此 Bleger 意指原始未分化的自我，源自於與母親身體的共生關係。

 

Meltzer (1967) 在討論到他稱為「分析歷程的自然史」時，區分了兩個技術議題。其中之一涉及他所稱的「移情的聚集」，另一個是「設置的創造」。他區分這兩點並強調，不論詮釋對於「治癒」和「洞見」的發展有多重要，但就建立及維持分析歷程來說，詮釋並非分析師的主要工作。根據 Meltzer 的看法，分析歷程的建立和維持是透過「設置的塑造」而產生，這是一個持續的工作，在其中病人的移情歷程得以展現。

 

Bion 對設置的概念與佛洛伊德相符，認為「精神分析必須在感到剝奪的氛圍中進行」，因此「在精神分析的親密關係中，分析師和被分析者時時刻刻都不可失去孤立的感覺」(Bion, 1963,p. 15）。Bion 對於分析空間的概念連結了親密和孤立，此種親密但節制之設置的塑造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喚起一種氛圍，讓無形的、超越現象的現實，也就是「O」，可以被體驗到並「成為」 (become)，而非只是在理智上被了解 (1965, p. 153)。設置圍繞著 Bion 的轉化概念而組成，在此可以促使絕對情感真實的感受浮現 —— 形態上的轉變 —— 通常被理解為自體尚未出世部分 的誕生。

 

近期關於設置的論文，將外在設置的時間和空間面向與分析師的內在設置連結起來，用以討論設置如何象徵生命中最早的母性抱持 (holding) 與在場。很多這些關於設置／框架的論 文，採用了 Bleger 的觀點，聚焦在框架對分析師和病人的潛意識意義，也採用了 Bion 對於客體關係中涵容者／被涵容者模式的概念，以及 Barangers 的分析場域概念 (Barangers, 2008,Civitarese, 2008, Churcher, 2005, Green, 2006)。

 

二、外在設置

 

空間：躺椅。佛洛伊德做了以下的建議：「他邀請他們［病人］用舒適的姿勢躺在沙發上，他自己則坐在他們身後視野之外的椅子上」(Freud 1904, p. 250)。有幾個理由讓佛洛伊德做這個建議。歷史上的理由：在《歇斯底里研究》的臨床案例中，佛洛伊德注意到他訪視的病人常躺在沙發或躺椅上，而且他們喜歡維持那姿勢，尤其當他們閉起眼睛講述他們的痛苦時。後來他加上避免面對面位置的主觀動機：被病人觀看時不舒服與缺乏自由的感覺。但他也說了其他理由：「[…]［病人］避免使用任何肌肉以及任何令人分心的知覺印象，這些知覺印象讓他無法專注在他自己的心智活動中」(Freud 1904, p. 250)。而且就分析師而言：「因為當我傾聽病人時，我也完全投注於潛意識思想的流動，因此不希望我的臉部表情給病人材料去臆測詮釋，或影響他告訴我的內容。」(Freud 1913, p134)。一百年後，累積的經驗讓我們認定這些建議有效。躺椅的使用讓病人得以全然專注在自己的心智活動上，默許精神退行，這使潛意識幻想與衝突的呈現能夠在聯想網絡中浮現。Winnicott (1955) 認為分析設置提供合適條件，讓發展失敗與創傷導致的發展障礙得以被表達、被遇見、並被詮釋，以使發展上的進展得以發生。

 

時間：這包含每次持續 45 或 50 分鐘的治療時段；每週 3 至 5 次的高頻率治療時段；儘管整個治療所需要的時間很難確定，因為每個病人需要的長短不同，一般而言通常要許多年。在我們更了解精神生活（尤其是關於所有病人的原初與精神病層次）之後，精神分析持續的時間變得更長了。

 

如今，治療頻率是一個激烈爭辯的議題。對某些分析師而言，治療時段的次數無關緊要，但對其他分析師而言，這是重要的。前者認為重要的是分析師的態度與分析功能，或「內在設置」。其他分析師認為，分析師面對一個特定病人，為了發展分析功能與足夠的內在設置，一種密集的關係是必須的，而高頻率的會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們也認為對病人而言，為了可以經由自由聯想在最深層次探索自己的心智，並修通分析師所給的詮釋，高頻率的治療時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關於治療時段的頻率，佛洛伊德說：「除了週日與國定假日外，我與病人每天工作，也就是原則上每週六天。但對輕微的案例，或已有良好進展但持續治療的病人，每週 3 次就夠了。任何超過這個限度的時間限縮對病人或醫師都沒有好處 […]。當治療時數較不頻繁，會有無法跟病人的實際生活保持同步，以及治療與此時此刻失去接觸而進入歧途的風險」(Freud 1913 SE: 12, p.127)。雖然高頻率的治療時段並非一個充分條件，但對許多分析師來說卻是一個必要條件。然而它必需伴隨精神分析方法的其他元素：對移情與反移情的關注，包括在分析師與病人身上原始或精神病態程度的移情與反移情，以及分析師的詮釋。

 

其他外在條件。分析師診療室的特徵（如傢俱、裝飾、室內溫濕度等）展現了分析師人格的某些內容。分析師的身體也是設置的一部分。Enid Balint (1973) 在書寫女性分析師對女人的分析時，指出分析師的診療室對病人而言，在潛意識層次上帶有母親身體的意義。Lemma (2014)依循 Bleger 的想法，發展出「體現設置」(embodied setting) 的概念，特別是在具有共生移情的病人身上。她指出分析師的外在形貌對於病人內在世界的強烈刺激，分析師身體外在的任何變化都會被感受為嚴重的擾亂。

 

「治療契約」的其他部分，例如費用與休假安排也應該被歸為外在設置的部分。尤其當今病人的治療費可能來自某些機構組織的支持，這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第三方的存在，這是在契約開始時就必須考慮的因素。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第三方：它可能是國民保健系統、醫療保險、或來自分析學會的精神分析診所（以精神分析的受訓者為例）。

 

三、內在設置

 

關於分析師的內在設置，主要的概念來自佛洛伊德。這種內在設置是由「非專注於任何特定事物」與「在面對所有聽到的材料時 […] 」維持一致「平均懸浮的注意力」的一種心智狀態所構成 […]「這個規則是，當我們要求病人說出所有浮現在他們腦海中的事情時，相對地分析師也要對病人所說的所有事情保持同等的注意力」。並且：分析師「應該克制所有意識上對其注意力的的影響，完全把他自己交託給他的『潛意識記憶』 […] 他應該只是傾聽，而不為是否有記住任何東西而操心」(Freud, 1912, PP.111-112)。時至今日這些想法依然正確，但也已被更加深化，特別是 Bion 神遊 (reverie) 的概念。Bion 定義神遊是「一種心智狀態，它對於任何源自愛的客體的『客體們』敞開並予以接納，因而也能接受嬰兒（病人）的投射認同，不論它們會被這個嬰兒（病人）認為是好的還是壞的」(Bion, 1962, p. 36)。

 

內在設置的其他重要成份是中立和禁制。Laplanche 和Pontalis 將中立定義為分析師的一種態度，嘗試對「宗教、倫理和社會價值上中立 [ ⋯] 也對移情的表現中立」，而且中立是因為「他不應先驗地特別關注病人談話的特定部份，或根據他的理論偏見，加入特定的含義解讀。」 (Laplanche and Pontalis,1913 p.271)。Anna Freud 定義的中立是，分析師需要維持和病人的自我、超我、原我相等的距離 (1936)。Laplanche 和 Pontalis 對禁制有如下的定義：分析師「原則上，應該拒絕去滿足病人的需索以及執行病人傾向於加在他身上的角色」(1913, p.2)。

 

佛洛伊德在寫於 1911 至 1915 年之間評論技術的論文中，論及治療熱忱的危險性，且著名地將分析師描述成像外科醫生那樣行動。後面這個比擬，如果從字面上來理解，可能會被誤解與批評（像是沈默的分析師的想法）。Rycroft (1985) 強調分析師不只需要給予「正確的」詮釋，同樣重要的是他必需提供和病人的關係，讓分析歷程得以在其中發展。Aron (2001) 強調分析中的互動是不對稱的。一種不對稱是當兩位參與者即將無法維持設置／框架時，經由分析來恢復框架是分析師的責任。這看來同時是倫理和後設心理學上，關於分析師的義務和功能的事宜。中立和禁制也是分析師對於他／她的病人和工作的態度在倫理面向上的基礎。若無法把這些能力真正地內化，分析師的自戀需求將會導致對病人的脆弱加以剝削。對於違反倫理的研究 (Gabbard and Celenza, 2003) 已經注意到分析中禁制的重要性與意義，以及持續監控分析師的反移情的必要。

 

儘管內在設置通常指涉分析師的部分，然而，沒有理由不去考慮病人的部分。分析情境的獨特性在於病人願意自由地表達潛意識的情感、衝突與幻想，以及分析師對這些內容有所掌握的回應。為了表達其潛意識幻想，病人需要進入一種特殊但並不容易達到的心智狀態，才能夠接受這種嘗試遵從於自由聯想的承諾。根據佛洛伊德的看法，這個基本規則構築於病人必需「避免任何意識上的省思，當處在一個相當專注的狀態時，把自己拋向於追隨自發性（非刻意的）浮現的想法 [⋯]，即便這些想法是令人不悅的、太無意義的、太不重要的甚至毫無關聯的」(Freud, 1924, p.195)。

 

許多其他的分析師探索並發展了對於「分析的態度」的想法，延續 Winnicott 抱持與促進的環境的概念 (Winnicott, 1965, Klauber, 1981, Bella’s, 1987, Parsons, 2014)，在此環境中，分析師提供他／她自己做為被病人使用的客體。這擴展了對分析歷程瞭解的領域，包含移情和反移情以及分析師的情感反應 (King, 1978)。J. Sandler (1976) 描述了分析師的角色反應性 (role responsiveness) 的概念，這是關於分析師潛意識地認同屬於病人的內在客體並在治療中參與共演 (enactment) 的能力。只有在事後，分析師才會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然後可以對於所發生之事的幻想意義形成詮釋，這種共演的類型可能涉及分析師的身體，以行為或特別的身體反應的形式展現。

 

追隨 Winnicott 和 Bion 腳步的義大利精神分析師們（例如 Bolognini, Bonaminio, Chianese, Civitarse, Ferro) 發展了對於各種分析師分析態度之元素的思考，擴展了對反移情和建構的理 解，並且聚焦在「分析師這個人」，包括分析師的身體。Bolognini 探討精神分析式神入 (2004)，並將其定位在病人和分析師在治療過程中深刻的情緒碰觸和覺察的瞬間：「一個情緒、想像和回應融合得恰到好處的情況，促使病人和我自己（分析師）對於當下正發生的皆能全然領悟。」 (2004, p. 13)。Antonino Ferro 所提出設置四要素的說法，對於設置相關概念的拓展頗有貢獻 (1998)。這是四個對於設置的主要定義，既強調流行的幾種不同定義，也將之整合為一個整體。第一個是一組形式上的規定（躺椅、治療頻率和費用等等）。第二個則關乎分析師的心智狀態，根據 Ferro 的觀點，分析師的狀態依病人的投射認同而變化，並且是分析開展的重要條件。第三個是將設置作為目標，並視被分析者對它的破壞為溝通的企圖，特別是那些更嚴重的病人。 Ferro 在此強調一個不同以往的觀點，他認為對規則的踰越或許可以被視為一種溝通模式而非行動化的表現（Limemtani 在 1966 年也曾強調將行動化視為溝通模式的觀點）。最後一個則是源於 José Bleger 的想法，包含了設置被分析師擾亂的狀況。

 

四、設置與退行

 

退行的概念是有爭論的。對於一些遵循自我心理學傳統的分析師而言，設置是「恆定不變、被動的環境，迫使他［病人］去適應，亦即，退行至嬰兒層次」(Macalpine, 1950, p. 525)，好讓移情式精神官能症得以被分析。相對的，Winnicott 提出這樣的看法，認為具體的分析設置提供促進且抱持的環境，允許退行發生。在此強調的是主動、給予回應的環境，在其中設置表徵了分析師態度的各個面向。Winnicott 強調，對於那些因發展障礙而形成假我的病人，設置本身作為治療媒介尤其重要 (1955)。這樣的病人需要在分析治療中經歷深度的退行，在此治療中，物理設置和分析師活生生的存在，提供了讓（真）我健全發展所必要的促進的環境；分析師必須學著適應，不要將還不成熟的詮釋過早說出口。

 

梅蘭妮克萊恩 (1952, p. 55) 將治療空間定義為由移情所主導，是被分析者與分析師的互動所構成的「完全情境」(total situation)，而詮釋被當作是分析師與病人互動的主要工具。克萊恩與佛洛伊德相同，想要創造一個客體空間，讓好與壞的內在客體以及自我的各部分都可以自由浮現。但 Winnicott 描述了一個與克萊恩不同的設置。克萊恩在此治療空間裡尋求的是客體性，但 Winnicott 追求的卻是全然不同的空間，在此空間中透過「信賴」創造出一種氛圍，促進被分析者的主體性 —— 而在這樣的主體性中，空間從屬於病人個人的存在感，而非去侵害它。「分析的設置複製了早期及最早期的哺育技巧，它的可信度引發了退行的發生」(Winnicott 1955, p. 286)。Winnicott 談到有些病人存在著一個原始的「非整合 (un-integration)」狀態，需要退行至發展的最早期。經由此退行，以及分析師創造的安全而敏感的空間，被分析者可以面對自己發展上的扭曲與固著，藉以找到其他的解決方案。如此，「設置的提供給予了被分析者信心」 (Winnicott, 1954, p. 287)，讓「被分析者退行至依賴狀態」（同前），這是一種健康的依賴，可使早期發展的歷程重新開始。這剛好與 Laplanche 的「被掏空」(hollowed-out) 移情的概念形成有趣的類比，後者指的是退行至原初，也就是對於早期照顧者的謎樣慾望 (Laplanche, 1997, 2010)。

 

其他分析師，例如 Etchegoyen (1986)，認為設置不是設計來創造退行的，而是去發現與涵容退行。在克萊恩學派的後設心理學中，退行被視為是某種形式的「心理避難所」(psychic retreat) (Steiner, 1993)；退行並非設置的產物，而是病人的病理在設置所提供的特殊工作條件中得到印證。

 

五、設置和變數

 

這個條目描述精神分析歷程中需要的標準化設置。然而，有些爭議涉及設置的其他元素。一般來說，這些變數運用在具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上是合理的，因為他們可能無法忍受標準的分析情境。

 

Eissler (1953, p.110) 是首位對於精神分析中的變數一詞提出定義者：「基本模式的技術以詮釋作為唯一工具，變數指的是在質與量上偏離基本模式的技術」。這些修正應為短暫且會消失的，必須盡快恢復到原來的標準化技術。雖然 Eissler 所指的大多是非「詮釋」的其他種介入方式，但變數這個詞語有更廣泛的涵意（其他詞語也曾被使用過，像是技術的變異，Loewenstein, 1982）。這指的是在精神分析方法中任何元素的修正，在標準化的設置中包含分析時段的頻率、躺椅的使用、治療的持續時間（一個分析時段或整個歷程）。

 

有些分析師認為在治療具嚴重精神病態的病人，像是邊緣性或精神病的病人時，採用這種變數是必要的。Kernberg 就認為「邊緣性人格病人無法忍受精神分析治療中的退行」(Kernberg 1968, p. 601)；然而，他並不宣稱他的技術應該被視為精神分析，而應是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療。相反地，其他分析師對於相似的病人並沒有改變標準化的條件；對他們而言，標準化的方法是必要且可以使用的 (H. Rosenfeld, 1978)。不同的取向反映出精神病理學不同的理論觀點，在某些時候則是指該精神病理的不同種類。其他精神分析師如Krejcic (2009)，以及Bateman 和Fonagy (2013) 在心智化理論 (theory of mentalization) 中，主張具有極端行為的嚴重邊緣性病人，在設置中需要這些變數來讓治療得以進行。

 

六、設置概念的進一步發展

 

一些作者將「框架」(frame) 與「設置」(setting) 區分開來。框架是指分析師所提供的環境，在框架之中分析過程得以展開，這就像是一幅畫的外框一樣 (Milner 1952a) ，而設置則是指過程的本身。Milner 認為，框架是區分內在與外在的必要成份；框架顯示了「那些內在的，要用和外在不同的方式被察覺、被詮釋」。這框架「標示出了一個區域範圍，讓所有在此範圍裡的，都被當成象徵、隱喻，而非現實字面上的意思來處理」 (1952b, p 80-81) 。Rycroft (1958) 與 Heimann (1957) 曾以「主題與背景」來取代框架一詞，而其他的作者則將框架與設置視為同義，除非有不同情況特別指明之外，這兩個字詞都被當成同義字使用。

 

Lacan 對框架的時間部份所進行的實驗，激發人們針對古典設置的臨床與理論涵義進行嚴肅的反思 (1958-1997)。Lacan 的另一個革新則是提出分析師是一個「被預設能了解的主體」的概念。—這個概念一方面深刻地尊重分析關係中必然的互為主體上的不對等，同時也意圖要諷刺那些自詡為病人健康自我化身的分析師們的標準自負。就這個觀點來說，古典框架本質上是矛盾的。並非是「獨裁」本身，而是容許病人的想像投射先被容許，然後逐漸在詮釋的工作省悟 (1947-1997, 1945-1966)。Aulagnier 在她一系列至今未被翻譯的文本中 (1968, 1969, 1970, 1977)，詳細檢視主體對他者的投射裡無可避免的重疊。她指出，指示病人「說出心中的每一件事」「可能會將病人放在一種純粹的奴隸狀態裡，將他轉化成一具說話機器」。她藉這個以及其他方式，分析了不加思考地運用框架可能造成的異化。在提到「詮釋的暴力」的概念時，她認為早期的照顧者和精神分析師都處在同樣的矛盾處境裡，冒著「過度」詮釋的風險。這警告讓大西洋兩岸的法語分析師對於不加判斷地使用反移情來了解病人，採取保留的態度。無論是必要的還是濫用的，法語作者們對於分析設置的潛在「誘惑」本質特別敏感。

 

Donnet (2001) 區分分析情境 (analyzing situation) 和分析現場 (analytic site)：「分析現場包含了分析所提供的整體構成。包括分析師的工作」，以及「病人與分析現場間充份互動後偶然產生的分析情境」(p. 138)。

 

現今關於設置的兩個主要理論來源是 Winnicott (1955) 與 Bleger (1967)。一些作者也提到了 Barangers (1983) 對場域理論的使用 (field theory)，它視分析情境為一種共同創造；分析配對中的兩位成員密不可分地互相連結，任一方都無法被獨立理解。分析場域被設定為是這對分析伴侶的潛意識幻想，而在整個分析過程中，也會依此討論。

 

André Green 將 Winnicott 的作品引進法國，他以一篇重要文章〈分析師，象徵化，以及在分析設置中的缺席〉(1975) 來紀念 Winnicott。在 Green 對 Winnicott 的解讀中，認為分析式的在場，其框架和特質就是現今所談的「環境」，它會促進或侵犯病人在過渡空間裡體驗以及創造式思考的能力。這裡，思考是非幻覺的、非投射式的想法，被主觀地認為是自己的一部份。René Roussillon 進一步擴展了這個理論開端，強調「塗鴉」(squiggle) 的特性：「設置成了邀請病人加入遊戲與共同思考的區域／場域，病人可以在那裡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回應』」(Roussillon, 1995)，結果不是被分析師「抱持」，就是被詮釋。就客體使用的意義來說，分析師及他的設置成為一個 「有可塑性的媒介 (médium malleable)」(1988, 1997, 2013)。

 

六、A. 北美特有的貢獻與發展

 

在 Stone, Modell, Spruiell 的文章中，可以見到一股具有影響力的思維，此思維是佛洛伊德傳統的延伸，強調分析的情境／設置／框架是對於進行中的精神分析歷程積極而動態的參與。 Stone 當年革命性的經典著作《精神分析情境》(Stone, 1961)，以及後續的〈精神分析情境與移情〉(Stone, 1967) 中，他提出：精神分析的設置與其產生的動態「力場」有機地相連著 (1967, p. 3)。在這觀點中，設置以古老或較成熟的移情，以及不同時間移情間相互作用的形式，釋放一組錯覺。

 

Robert Langs (1984) 視理想的古典框架為一種結構條件，界定了雙人場域，在其中病人的潛意識溝通可以安全地浮現（且和分析師的潛意識交會）。在他的「溝通」取向中，「對於框架的破壞進行重建、管理、修正與分析，構成了一大群相對被忽略但卻持續關鍵的介入」(Langs, 1979, p.12)。他充分說明「穩固建立並維持的框架」，如何容許投射—內攝潛意識溝通的許多面向在雙人、多維場域裡浮現出來 —— 這和在過渡空間中經驗正在浮現的動力特質，以及分析師對病人移情的作用有關 —— Langs 的思維包含了豐富的當代發展的許多基本元素，無論它們是否有被了解。

 

Arnold Modell (1988, 1989) 擴展了對內在精神與關係動力力量探究的傳統，鑑於治療目標會持續改變，從精神分析設置是「多層次現實的涵容者」此一中心思想出發 (Modell 1989, p9)。從這個觀點來看，設置本身包括了被分析者與分析師的連結品質，也呈現了精神分析治療的動力基礎。Modell (1988) 承襲並擴展 Spruiell (1983) 強調的「遊戲規則」，Langs (1979, 1984) 提出的「基礎規則」與「框架」、以及 Milner (1952) 的油畫框架類比的重要性，他認為「框架」不只是一個限制 (Bleger,1967)，也是「圍住不同的現實」(Modell, 1988, p.585)，且是「兩個參與者契約式與溝通式合約」（同前）的獨特機制，在這裡會產生移情的錯覺，如同劇院中的錯覺一樣（另見 J. McDougall, 1986）。

 

以廣泛動力的構想來呼應設置本身，在當代的北美理論、以及比昂學派與場域理論 (Goldberg, 2009; Peltz and Goldberg, 2013)、人際學派 (Levenson, 1987；Stern, 2009) 或關係學派 (Aron, 2001; Bass, 2007 and others) 中都有進一步的發展。例如，追隨 Gill 並加入 Mitchell 與關係學派團體的 Hoffman (2001)，寫到儀式與自發性的相互影響。他關心的是規則與規則懸置的必要性。

 

José Bleger 直到最近才被介紹到北美精神分析界，但 Racker（1968) 的文章在更早以前就已被翻譯，他影響了 Sullivan、Thompson 與近代 Levenson、Mitchell、Daniel Stern 等人領導的 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的互為主體與人際關係學派。當代關係學派理論家如 Bass (2007)，將分析工作框架視為一個空間，在這空間中有兩個人在一個雙人場域中。但他和 Langs的看法不同，Bass (2007) 強調獨特性：「無法一體適用」（同上 p.12）。此時此地會和關係的過去融合，這個想法和 Barangers 與 Bleger 的想法很相近。在 Bleger 的理解裡，設置跟分析歷程的雙人模型更加相關，認為社會、機構以及後設理論所關心的事，都會在設置中開展與運作。

 

Peter Goldberg (2009) 發展出與 Bleger 相似的觀點，用 Bion 學派的說法來描述，他認為框架／設置是精神病焦慮得以投射與被抱持的結構。Goldberg 的觀點認為，框架成為分析師或被分析者將受損或精神病自我排入的地方。若要了解某些個案移情／反移情動力分裂的全貎，可以觀察框架，框架或設置中那些簡單又直接的元素，這些元素在排空與投射的過程中被扭曲或變為有毒。這些危險的自我或他者碎片或許就藏在框架裡，不起眼地留在分析之外，直到分析師能注意到這些分裂出去的碎片，並將之重新放回分析情境裡活生生的人身上。

 

Grotstein 是 Bion 在美國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發展出一個概念，認為設置是兩個參與者最終同意保護分析的「荒原」。此處設置的概念，不同於框架，成了「神聖的」協議：透過建立並被分析者接受框架的規則，分析師及被分析者建立起一種盟約來結合雙方一起進行保護第三方的任務—分析歷程本身 (Grotstein, 2011, p. 59)。

 

Tabakin (2016) 提出「框架」和「設置」的區別。他認為「框架」在概念上指的是結構，而「設置」涉及關係。把治療框架作為結構的想法，可以做為指引，來判斷或詮釋那些對結構的行動化。有別於框架，設置包含了界定治療的潛在轉化效應的氛圍。設置說的是分析師與被分析者共有的空間，這個空間成為兩位參與者間發展的動力歷程。

 

法語系的魁北克分析師們對於設置／框架的概念演化有不同的故事，他們身處於三方精神分析文化的匯流處：顯然他們自然地傾向歐陸法式精神分析，但也受到大不列顛三種學派思想的影響，也知道一些改變美國精神分析界的主要發展。關於設置，魁北克法語分析社群認同的選擇是很清楚的：他們刻意與醫療模式及 Eitingon 框架版本都保持距離，藉此明確界定他們反對「教條」壓力（成了分裂美國分析師們的議題）的立場。

 

反傳統的堅定信念是部分美國重要理論的特徵，相對於此，Lacan 留給我們的，則是透過對佛洛伊德學說作品的深度辯論及延伸，提倡心智的自由。André Green (1975) 將框架的功能視為「第三方」以及對病人心智功能的支持，因為框架有形成一種共享的「分析客體」的能力； Jean Laplanche 提出了「被掏空」之移情 (1997, p.662) 的概念，這種移情因分析師的相對沒有反應而運作起來，重啟解讀童年之謎的可能性。以上兩者都是 Lacan 之後的例子。Scarfone (2010) 的「通透性」(passibility) 概念，延伸了關於分析師傾聽品質的思考。

 

另一個法語精神分析演進裡的強大潮流對魁北克地區也具有影響，那是對設置中支持心理表徵和主觀的非古典元素的探索，特別是在精神官能症的紀錄裡：Françoise Dolto (1982, 1985)在兒童精神分析裡使用象徵性的付費；Cahn (2002)、Roussillon (2013)、Donnet (1995) 以及其他人則注意到，在面對面的分析工作中視覺的後設心理功能。在法國及魁北克精神分析診間裡的實務工作也是「骨架」（framework) 革新的來源，特別是來自評估過程的三重觀點 (Kestemberg, 2012; Donnet & de M'Uzan, 2012; Lasvergnas, 2012; Reid, 2014)，第三方付費 (Kestemberg, 1985, 1986)，以及由精神分析啟發的不同介入方式，例如在 Lebovici 及 Diatkine (Lebovici, Diatkine and Kestemberg, 1952) 以及 Gibeault (2005) 的「精神分析式心理劇」裡，特定的擴大了框架的意涵。 Lacan 的理論及實務還有另一個有價值但自相矛盾的效果，Aulagnier (1969) 以及其他人批判式地檢視精神分析機構裡，教學及訓練的「設置」潛藏著被濫用的危險。最後，在說法語的北美分析師中還有這樣一個概念，設置可以深化語言的「開展」(Imbeault, 1997) 以至於其中的潛意識邏輯得以被觀察。

 

六、B.拉丁美洲特有的貢獻與發展

 

在設置相關議題上，拉丁美洲精神分析界中，Horacio Etchegoyen (1986) 和 José Bleger (1967 )是在國際上最常被引用的作者。由於文化多樣性與眾多學派對拉丁美洲精神分析機構的影響，這主題於此區域不只有單一取向。關於調整精神分析技術以因應現代社會需求的辯論仍在持續進行中。

 

Etchegoyen (1986) 倡議穩固又有彈性的設置，此設置包含一組變數，這組變數的建立是為了提供穩定框架，讓分析歷程得以開展。Etchegoyen 主張，設置重現了分析情境中存在的現實，並認為此現實是我們週遭的社會環境。他相信，這個歷程啟發設置，但不該決定設置。

 

在巴西設置觀念的作者中，Fabio Hermann (1991) 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亦將設置視為框架。分析師在他們的臨床工作中建構設置，以避免在分析歷程中迷失。框架如同面對外界的圍籬。框架不是用來庇護分析免於外在世界的入侵；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外在世界早已在診療室裡與分析師和病人同在。但框架確實保護分析伴侶免於制式化的思考方式。Hermann理論的關鍵是場域崩解的概念，場域崩解可被理解為分析中的某一時刻，被分析者能夠感知到，過去一直被壓抑而無法浮現的自我表徵。依據此作者，原有之溝通場域的破裂，構成了分析歷程的標記。在設置的圍籬之內，被分析者會覺察到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Eizirik, Correa, Nogueira et al. (2000) 提出，當今社會脈絡具有特定的樣態，而其對分析設置的衝擊必須被尊重。他們主張，分析訓練對於分析身份的養成扮演關鍵角色，此身份必須包括分析師保護設置的態度－成為其守護者。他們與 Green 對設置之功能的看法一致；設置扮演第三方的角色，此角色必須明確地或隱含地存在任何人類關係中以免於瘋狂。並且，他們強調內在設置概念的重要。後者讓分析師在當今的社會脈絡中能夠達成對設置的保存。

 

Marcio de Freitas Giovannetti (2006)，循著 Derrida，指出當今分析師對新思想的接受能力。這個取向在拉丁美洲精神分析的爭議中是相當熱門的論點。Freitas Giovannetti 抱持的想法是，當代臨床實務所需的是可行，而非傳統的設置。當今的世界，速度與加快時間的想法已取代永恆的觀念，引介古典設置給病人，冒著使任何分析皆無法發展的風險。對這位作者而言，分析師主要的角色之一是逐步建立可行的設置，讓分析得以開展。分析師必須力求將虛擬的、無界限的空間，轉換成一個所在 —— 一個真實而非虛擬的所在。

 

七、在精神分析字典中的設置

 

顯然在許多經常被查閱的精神分析字典當中，並沒有「設置」的條目。然而，某些「設置」概念的元素可以在這些字典當中看到：自由聯想、平均懸浮的注意力、禁制、中立及技術。以下是少數擁有「設置」或相似詞彙的例外：Auchincloss, E 及 Samberg, E. (2012) 所編輯的《精神分析的詞彙與概念》(Psychoanalytic Terms and Concepts) 中的〈分析歷程〉(Analytic Process)、 De Mijolla, A (2013) 編輯的《精神分析國際辭典》(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de la psychoanalyse)，以及 Borenszstejn, C. (2014) 編輯的《阿根廷精神分析辭典》(Diccionario de Psicoanalisis Argentino) 中的〈框架〉(frame) 及〈場域〉(Field)。

 

八、總結及評論

 

佛洛伊德所建立的分析設置，現今在全部三個區域的臨床實務中顯然仍為有效。新的發展主要發生在設置對病人及分析師之潛意識意義的概念化與理解上，特別是在 Bleger 及 Winnicott的作品之後。Bion 的神遊 (reverie) 概念誘發了對分析師（內在設置）的工作及分析歷程本身的進一步闡述。對分析態度及分析師之工作的焦點，也與擴展中的反移情概念有關。

 

有些人替換著使用「設置」(setting) 和「框架」(frame)，有些人則依據「規則」、設置的界線以及框架內發生的歷程來區分這兩個詞。

 

依據當今社會文化現實去調整古典精神分析設置的需求，在拉丁美洲受到明確的關注。這樣的做法被認為不利於對傳統設置的接受。

 

或許「設置」這個詞現在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因為存在這樣的擔心：精神分析執行的條件變化（例如：透過涉及虛擬實境的新科技），有使這個基本概念的意義及重要性喪失的危機。

 

前文中的 1-10 頁，主要根據（但不純然）來自歐洲的精神分析資料，10-13 頁來自北美，13-14頁來自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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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顧問與撰稿人

歐洲：Joan Schachter, MD and Antonio Pérez-Sànchez, MD

拉丁美洲：Thais Blucher, MD

北美洲：Jon Tabakin, PhD, Adrienne Harris, PhD and Allannah Furlong, PhD

跨區域協調聯合主席：Arne Jem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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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成員進行繁體中文翻譯和編輯。 

翻譯 (Translation)：陳瑞君 (Jui-Chun Chen)、王盈彬 (Ying-Ping Wang)、李世易 (Shir-Yi Lee)、蔡明哲 (Ming-Che Tsai)、鮑致嘉 (Chih-Chia Pao)、蕭景容 (Ching-Jung Hsiao)、蘇容加 (Jung-Chia Su)、賴盈青 (Ying-Ching Lai)、黃泰翰 (Tai-Han Huang)、莊慧姿 (Hui-Tzu Chuang)

協調 (Coordination in Taiw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楊明敏 (Ming-Min Yang)、周仁宇 (Jen-Yu Chou)、林俐伶 (Liling Lin)、陳冠宇 (Kuan-Yu Chen)、蔡榮裕 (Jung-Yu Tsai)

編輯 (Editing in Taiw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劉玉文 (Yu-Wen Liu)、王明智 (Ming-Chih Wang)、陳瑞君 (Jui-Chun Chen)、劉依盈 (I-Ying Liu)、楊筑甯 (Chu-Ning Yang)、吳念儒 (Nien-Ju Wu)、魏與晟 (Wu-Chang Wei)、蔡榮裕 (Jung-Yu Tsai)

校譯 (Proof-reading)：張秋茜 (Chiu-Chien Chang)、崔秀倩 (Hsiu-Chien Tsui)、楊大和 (Ta-Ho Yang)

審閱 (Final-checking)：陳冠宇 (Kuan-Yu Chen)、黃世明 (Shih-Ming Huang)

協調 (Coordination)：瑪麗亞·伊內斯·涅托 (Marìa Inès Nie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