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第一部分：失误（续篇）.

女士们，先生们!上次，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在观察失误时，不把它置于它与受它干扰的目标功能的关系中去观察，而是观察失误本身。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失误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显示出了它自身的意义。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更大范围内证实失误有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个意义的兴趣很快就会超过研究失误发生条件的兴趣。

让我们再次统一意见，我们想怎样理解一个精神过程的“意义”。这“意义”不是别的，就是它所服务的意图，以及它在某个精神序列里的位置。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用“意图”、“倾向”来代替“意义”。那么，当我们认为在失误里辨认出某种意图时，这只是一种欺骗人的表象，还是一种对失误的诗意升华呢?

让我们忠实于口误的例子，并纵览更多这样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口误的意图、意义在其中清晰地显露出来。特别是这类情况，意图的反面取代了意图本身的位置。主席在开始会议时说:“我宣布会议结束”。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说错的那句话，其意义和意图是他想结束这次会议。对此，人们想援引他的话“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只需以他实际说的话为准。诸位现在不要打断我，反对说这不可能，我们是知道的，他不想结束这次会议，而是想宣布开始，并且我们认可他自己才是最高权威——他自己能够证实，他是想开始会议的。诸位这样说的时候忘记了，我们已经统一了意见，首先观察失误本身;至于它与它所干扰的意图的关系，要以后才讲到。不然的话，诸位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诸位使要处理的问题干脆变戏法般地消失，这在英语里叫做“乞题”(begging thequestion)。

在其他例子中，虽然没有误说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对立的意思可以通过口误表达出来。

“我不愿意评价前任教授的成绩。”geneiat(愿意)不是geeiqnet(适合)的反面，但这是直接的表达，与说话人说话的情境构成鲜明的对立。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口误直接在要表达的意思外添加了另一层意思。这样一来，一句话听起来就像由好多句子聚合、缩约、凝缩而成的。那位强横的女士是这样说的:他可以按照我的想法随意吃喝。她好像是要说:他可以按照他的想法随意吃喝;可他有什么想法呢?就用我的想法代替他的想法吧。口误经常造成这种缩约的效果，比如当某位解剖学教授在他关于鼻腔的报告后问听众是否也听明白了，由于得到的回应普遍是肯定的，他便接着说:我几乎不相信，因为懂鼻腔的人，即使是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扳一个指头……对不起，扳着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这句缩约的话也有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只有一个人懂。

在这几组事例中，失误自己显露出意义，与之相对还有另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口误本身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与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当某人因为口误把某个专有名词说错，或者把语音以不常用的顺序组合起来，那么，是否所有失误行为都有意义的问题，似乎已经通过这些十分常见的情况遭到了否定了。只需对这些例子考察得更细致些，就能看出，理解这些扭曲是容易实现的，甚至，这些晦暗不明的情况和之前那些明朗的情况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有人向一位先生询问他马匹的状况，他回答说:“唉，这也许还要悲续(draut)……这也许还要持续(dauert)一个月。”问他究竟想说什么，他就解释说，他当时在想，这是件悲伤(trauria)的事情，dauert(持续)和traurig(悲伤)相撞产生了那个draut。(梅林格和迈耶)。

另有一个人讲述了一些他看不惯的事情，讲完后他继续说道:然后事实脏显(Vorschwein)出来……被问及此处，他证实，他想把这些事情叫作“Schweinerei”(肮脏龌龊的勾当)。Vorschein(彰显、显露出来)和Schweinerei(肮脏的勾当)一起促成了这个奇怪的Vorschwein(“脏显”)。(梅林格和迈耶)

诸位记得那位想“陪辱”(begleitdigen)那位陌生女士的年轻先生吧。那时我们允许自己把这个词分解为陪伴(beq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我们对这种解释十分确定，并没有提出证实它的要求。诸位由这些例子看出，即便这些较为隐晦的口误案例，也可以通过两种不同说话意图间的相遇或干涉得到解释: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只在于，一种情况是，某意图完全取代(替换)了另一意图，比如口误说成相反意思的情况，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某意图只是被扭曲或修改了，由此产生了混合体，而这个混合体本身显示出的意义或多或少。

我们相信，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口误的秘密。如果我们坚持这种认识，我们将会理解其他在此前难以琢磨的失误类别。比如，我们不能认为，对名字的扭曲总是两个相似但不同的名字在相互竞争。但要猜出另外那个意图并不困难。在口误之外，扭曲名字的情况也相当常见;或是试图让名字变得难听，或是为了让它听起来有低俗意味，这是种为人熟悉的羞辱方式或习气，受过教育的人很快就懂得要抛弃这种做法，但并不情愿。这种扭曲常常作为“笑话”出现，但是非常廉价卑劣。有件扭曲名字的事例非常鲜明且丑恶，我仅为举例在此提及:在那段时间里，人们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名字“Poincaré”变成了“Schweinskarré”。所以，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假设，在这个口误中存在辱骂的意图，而这种意图在对名字的扭曲中得以实现。继续坚持我们的认识，在面对某些具有滑稽或荒诞效果的口误时，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似的解释了。

“请诸位为我们主任的健康打嗝。” 一个倒人胃口的词突然闯进来，打破了庄重的气氛，根据某些辱骂和挑衅用语的范例，我们几乎只能推断，发言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与表现出来的敬意相抵触，他想说的大概是:你们别以为我是认真的，我可不把这家伙当回事，等等类似的话。由简单无害的词造出粗俗下流的词，这样的口误与上述情况非常相似，比如以“Apopos”(向着屁股)代替“Apropos”(谈到这个)，或以“Eischeißweibchen”代替“Eiweißscheibchen”(蛋白切片)。(梅林格和迈耶)

我们知道许多人有这样的倾向，为取得某种快感，有意将无伤大雅的词语扭曲成下流的词汇;这被当作一种趣事，而在现实中，如果我们听到一个人这样说话，我们得先看看，他是有意逗趣，还是口误。

好，我们似乎只花费了相对较小的力气，就解开了失误的谜!失误不是巧合，而是实在的心灵活动，它们有它们的意义，它们由两种不同意图的共同作用而产生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两种不同意图的相对作用。可是，现在我也可以理解，在我们为研究获得的初步结果而高兴之前，诸位想向我提出许多问题和疑虑，它们是要回答和解决的。我肯定不想迫使诸位仓促决断。让我们冷静思考，一个一个问题依次解决。

诸位大概想问我些什么呢?问我是否认为，这个认识适用于所有口误案例，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些?这个认识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其他类型的失误?是否可以用于解释误读、笔误、遗忘、误错、误放等等?就失误的精神本质而言，疲惫、兴奋、心不在焉、注意力障碍这些因素究竟还有哪些意义呢?再有，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失误倾向中，的确有一种总是很明显，而另一种却不总是这样。为了猜出这后一种倾向，该做些什么呢?如果认为猜到了，怎样证明它不只是可能，而是唯一正确的呢?诸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没有，那么由我继续。我提醒诸位，我们看重的并不是，从失误的研究中学到一些可运用于精神分析的东西。因此，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意图或倾向能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其他意图或倾向?干扰和被干扰的倾向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好了，在问题解决后，我们的工作才重新开始。

那么，这是否就是对所有口误案例的解释呢?我很倾向于相信这点，因为无论研究多少口误案例，每次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但也没法证明，缺少这样的机制口误就不能发生。事情或许是这样;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在理论上无足重轻，因为，即使只有少数的口误案例符合我们的认知，我们为介绍精神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仍旧成立，并且这样的案例肯定不是少数。对于下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用研究口误时得到的结果来解释其他类型的失误，我想提前做肯定的回答。当我们的研究把笔误、误拿等例子囊括进来时，诸位将会相信这点。但是，出于技术原因，我建议诸位将这项工作推迟，等到我们更彻底和细致地处理完口误本身以后再着手处理。至于那些被作者们放在显著位置的因素，循环障碍、疲惫、兴奋、精神分散、注意力障碍的理论，这些因素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之前描述过的那种口误的心理机制是成立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应该得到更详细的回答。诸位要注意，我们并未否认这些因素。精神分析否认他方主张的情况根本不常出现，它一般只是添加些新的东西，业然，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此前一直被忽视、现在新添加的内容，恰好就是根本所在。由于轻度不适、循环障碍、疲惫状态而产生的那些生理状态对发生口误的影响，无需赘述即能得到认可;日常的和个人的经验就可以让诸位相信这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关键在在于，它们并不是失误的必要条件。在完全健康目身体无恙的条件下，同样可能口误。对于口误特有的心灵机制，身体方面因素的价值只在于，让口误容易发生，便于发生。对于这种关系，我曾打过一个比方，现在我重复一遍，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有更恰当的比方能代替它。诸位设想一下，在漆黑的夜里，我走在一个荒僻的地方，遭到游民打劫，手表和钱包被抢走了，因为没有看清强盗的脸，事后在警察局报案时，我说:荒僻和黑暗刚刚抢走了我的钱财。警官先生会因此对我说:您似乎错误地崇尚一种极端机械的看问题的方法。我们最好这样描述这件事:在黑暗的掩护下，趁着荒僻环境提供的便利，一位不明身份的强盗抢走了您的钱财。在我看来，您这案子中的关键任务似乎在于找到那个强盗。找到之后，我们也许能从他那里重新取回被抢走的赃物。

显然，就解释的目的而言，兴奋、精神分散、注意力障碍等精神生理因素对我们帮助很少。它们只是些说法，就像是一道道屏风，我们不该因此受到阻拦，而应该到后面看个究竟。更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在这里引起了激动的情绪，从而对注意力造成了特别干扰。至于语音的影响、词语的近似以及由词语引发的惯常联想，则要肯定它们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为口误指出可行的途径，使口误容易发生。但是，如果我面前有条路，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决定走这条路吗?我还需要一个动因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此外，还需要有一股力量，推动我在这条路上前进。因此，这些语音和词语的关系也一如那些身体素质，只是利于口误发生的条件，并不能相口误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诸位想一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说话所用的字词并没有因为语音上的相似使人想起其他字词，也没有因为这些字词与其反义词关系密切，或因为它们引发的惯常联想而受到干扰。人们还可以与哲学家冯特一起找到这样的解释，当因身体疲惫，联想倾向相对于其他说话意图占据上风时，口误就会发生。如果不是经验与之背道而驰，这听起来的确很好，但经验证明，一些案例中缺少利于口误发生的身体条件，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则缺少联想方面的条件。

但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是诸位的下一个问题:要通过什么方式确定那两种相互干涉的倾向呢?诸位可能没有料想到，这个问题的影响有多么深远。难道不是吗?两种倾向之中一种，也就是受到干扰的那种倾向，总是确定无疑的:那个犯下失误的人知道它，承认它，引起疑惑的只可能是另一种倾向，发出干扰的那种倾向。诚然，我们听说过，并且诸位也肯定没有忘记，在许多例子中，这另一种倾向同样是清楚明白的。口误的效果会将它指示出来，只要我们敢承认这个效果本身。那位把话说反的主席——他显然想要开始会议，但同样明确的是，他也想结束会议。这点是如此清晰，简直没剩下什么再需要阚释的了。可在其他例子中，那些发动干扰的倾向只是扭曲本来的倾向，并没有将自己完全表达出来，那么，在这些案例中如何从扭曲中猜出那种发动干扰的倾向呢?

在第一系列的案例中，这种倾向是以非常简单和稳妥的方式来确定的，也就是用确定受干扰倾向时的同一种方式。它由说话人直接说出来;说错后，他立即又说出了原本打算说的话。“这也许还要悲续(draut)，不是，这也许还要持续(dauert)一个月。”此时，人们同样从他口中听到了那种发动扭曲的倾向。人们问他:那您为什么先说了“draut”呢?他回答:我当时想说:这是件悲伤(traurig)的事情。而且在另外那个例子里，也就是那个“Vorschwein”的口误，说话人同样向诸位证实，他最初想说:这暴肮脏的勾当(Schweinerei)，但后来缓和了语气，转而使用了其他表述。所以说，发动扭曲的倾向与受到扭曲的倾向同样都在这里顺利地确定下来了。我在此处举出这些例子并非漫无目的，虽说报道并解析这些例子的人既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某位追随者。但在这两个例子里，为挖掘出答案，一定程度的干预是必须的，必须在当时就询问那个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说错，关于这个口误，他能说些什么。不然他当时也许就放过了那个口误，不会想要把它弄清楚。而如果当时就问他，他便会给出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想法作为解释。好，诸位现在看到了这种小小的介入行为，也看到了它的成功，这已然是一场精神分析了，是我们以后要进行的所有精神分析研究的范例。

那么，如果我推断，精神分析在诸位而前出现的同时，对它的阻抗也在诸位那里抬头了，我是否太过多疑了呢?难道诸位没有兴趣反驳我，说那个口误的人受到追问给出的回答说服力不足吗?诸位的想法是，他当然要努力满足要求，对口误做出解释。所以他就拣那个首先想到的还不错的答案来说，只要这个想法在他看来可以用来解释就行。这并没有证明这个口误确实是这样发生的。当然，有可能就是这样，但同样也可能不是这样。他当时也有可能想到其他的笑案，那可能是个同样适合的答案，或甚至是个颇为适合的答案。诸位在实际上这么不尊重心理上的事实，这着实奇怪!诸位想，某个人对一种物质做化学分析，得到了它某个成份的重量是多少多少毫点。由这个重量可以得出某些结论。那么，诸们认为，何曾有任何一位化学家会用这样的理由来批评这些结论，说:那个被分离出来的物质其实也可能有别的重量?每个人都服从这样的事实，说:就是这个重量，不是别的，并且满有把握地将他接下来的结论都建立其上。只是当一个心理上的事实摆在面前，即接受询问的人有了某个想法，诸位不让它成立，并且还说:他原本也有可能产生其他的想法!诸位就是有这样一种幻想，幻想心理上的自由，并且诸位还不愿抛弃这种幻想，抱歉，我在这点上的看法与诸位截然相反。

这时，诸位就会在这里暂且放下坚持，但这只是为了在别处重新开始阻抗。诸位继而会说:我们理解这是精神分析的特殊技巧，让接受分析的人自己说出他们问题的解答。那么，我们举个别的例子，那个致辞人要求在场的人为主任的健康打嗝(aufstoßen)的例子。您说，在这个例子里，发动干扰的倾向是那种辱骂的倾向…是它在反对恭敬的表达。但这不过是您这一方的理解，基于口误以外的观察。如果您在这种情况下询问那个口误的肇始者，他不会向您证实当时有辱骂的打算，而是会坚决否认这点。面对明确的反对，您为何不放弃您那种无法证明的解释呢?

的确。诸位这次找到了一些有分量的例子。我设想，那位未曾谋面的致辞人，可能为那位接受祝贺的领导担任助手，或许已经是位编外讲师，是个前程似锦的小伙子。我想要对他施加压力，看他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什么可能与敬重领导的要求相抵触的东西。我咄咄逼人，正好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变得不耐烦，忽然冲我开口嘻道:“您不要问个没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您这样怀疑下去，会毁了我的前程。我当时说aufstoBen(打唱)，而不是anstoßen(干杯)，只是因为我在同一句话里已经说过两次auf，这就是梅林格(Meringer)称之为余音的现象，没什么别的可解释了。您听明白了吗?到此为止。"啊，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反应，一例非常激烈的反驳。我看出，我不会在这个小伙身上有所斩获，但我也认为，对于他的失误不该有意义这一点，他个人显然是极其在意的。诸位或许也觉得，对于这样纯粹理论性的考察，他瞬间就变得如此粗鲁，这不合适，但诸位最终还是会认为，其实他肯定知道自己当时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

是吗?他肯定知道吗?这或许还是个问题。

现在，诸位觉得抓住了我的把柄。我仿佛听到诸位在说，原来这就是您的技术啊。如果那个当事人，那个犯下口误的人，他说的话符合诸位所想，您便宣布，那位当事人对此有最终的决定性的权威。“那可是他自己说的!"但若是他说的不合诸位心意，你就忽然声称，他说的不算数，不用信他。

的确是这样，但我可以给诸位举个相似的例子，例子里的情况同样不像话。如果被告人在法官面前承认罪行，法官就相信他的坦白:而如果他否认，法官就不相信他。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司法可言，虽然错误时有发生，诸位还是得允许这个体会发挥作用。

好，那您是法官吗?那个口误的人，是你面前的被告吗?口误是犯罪吗?

或许我们也无需驳斥这样的类比。但诸位也看到了，对这些看起来如此普通的失误问题稍加深入，我们就会遇到多么彻底的分歧。而眼下，我们根本还不知道如何消除这些分歧，借法官和被告这个比方，我给诸位提供一个暂时的折中办法。诸位得向我承认，如果接受分析的人自己承认的话，那么这个失误的意义就不容有疑，相对应地。我愿意向诸位承认。如果接受分析的人拒绝给予回答，那么推测出的意义就无法得到直接的证明，或如果联系不到他，我们因此无法得到回答的话，当然也是一样。而后，一如在司法中，我们必须依赖线索，这些线索影响着我们做出某一决定的可能性。法庭上，出于操作方面的考虑，也得根据线索证据来判定是否有罪。对我们来说，没有这样的必要:可我们也不必放弃利用这样的线索。认为科学都是非严格证明的定理构成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而这样的要求也是无理的。只有迷恋权威的人会提出这种要求，他们需要用其他的教理问答来代替他在宗教上的教理问答，即使是科学的也可以。科学的基础教材里鲜有绝对的句子，对于大多论断而言，科学都只是确认它们成立的可能性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我们满足于这些接近确定性的尝试，虽然缺少最终的证实也能继续展开建设性的工作，这恰恰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标志。

然而，如果分析对象的表述本身没把失误的意义解释清楚，我们从哪里取得我们的阐释依据，我们的证据线索呢?从多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从失误之外与其类似的现象，比如我们说，口误中对名字的扭曲与有意歪曲名字同样具有辱骂意味。其次，从失误发生的心理情境，从我们对失误者性格的了解，还有那些失误发生前曾影响他的印象。失误可能是他对这些印象的反应。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我们根据普遍通用的原则来阐释失误，这种闹释因此暂且只是推测，是对阐释的建议，然后再从对心理情境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有时我们还必须等待那些将要发生的事件，以便证实我们的推测——失误可以说是预告了这些事件的发生。

如果我要把自己限制在口误的领域，我就无法轻易地为诸位提供与此有关的证据，尽管这里也有个别不错的例子。那位想陪辱(bealeitdiaen)某位女士的年轻男子，肯定是腼腆的人:而那位允许她丈夫按照她的想法随意吃喝的妇人，根据我对她的认识，她属于那种强势的女性，这类女性懂得在家中主事。或者，诸位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在某次“Concordia”的全体会议上，一位年轻的协会成员言辞激烈地提出异议，其间他以“Vorschussmitqlieder先生们”来称呼协会的领导们，这个词看起来是由“Vorstand”(董事会)和“Ausschuss”(委员会)组合成的。我们会推测，当时在他心里出现了一种与他的反对立场相抵触的干扰倾向，而这种干扰倾向可能基于与预支款(Vorschuss)有关的某件事情，实际上，我们确实从为我们提供消息的人那里得知，讲话人那时长期拮据，当时刚好提交完借款的请求。所以，确实应当把以下想法当作干扰的意图来看待:还是委婉点吧:他们也是决定是否给你预支款项的人。

如果延伸到其他类失误的广阔领域，我还可以为诸位提供许多不同的线索证据。

如果有人忘记了平日里熟悉的名字，或用尽力气仍难以记住，那我们可能会这样假设，他对这名字的持有人有些意见，所以不太愿意想到他;另外，诸位再看以下这个对失误发生的心理情境的揭示:“某位Y先生爱上了某位女士，追求未果，这位女士不久后嫁给某位X先生。尽管Y先生认识X先生已久，甚至与他有业务往来，但Y先生却总是忘记他的名字，以致好几次，当Y先生想和X先生通信时，都必须向别人打听他的姓名。显然，Y先生一点也不想知道那位幸运情敌的事情。“就不要想他。”

或者:某位女士向医生询问一位两人都熟识的人，却用那人结婚前的名字指代她。因为这位女士忘记了这人结婚时冠的夫姓。后来，这位女士承认，她当时对那门婚事很不满意，无法忍受这位朋友的丈夫。

对于忘记名字这件事，我们还将在其他方面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遗忘发生时的心理情境。

遗忘原本的计划，一般都可以追溯到某种相反的、不想执行这些计划的念头上。不只有我们在精神分析中这样想，这也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人们在生活中都信奉这一点，却在理论中否认它。一位资助人向受他资助的人道歉，说自己把他的请求给忘了，这样的理由对受资助者而只是站不住脚的。受他资助的那个人随即就会想:他根本不在意:尽管他承诺过，但其实并不想做。所以，在某些关系里，即使是在生活中，遗忘也被认为是种过错，大众对这种失误的普遍看法和精神分析对其的看法，这两者之间似平已经消弭了差异。诸位设想一下，某位家庭主妇这样迎接客人:您怎么今天就来了?我完全忘记有邀请您在今天过来。或是某位年轻男子，他本该对某人承认，他忘记遵守上次说定的约会了。但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宁愿即席编造最不可能的理由，解释自己当时是受阻无法前来，且后来也无法通知对方，在涉及军务时，以忘记某事为理由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并不能使人免受处罚，这我们都知道，而且肯定也认为是合理的。在这里，人们忽然之间一致认为某个特定的失误行为有意义，并且对它的意义达成了统一的意见。那么，他们为何不能一以贯之，把这个认识扩展到其他失误上，并完全承认它呢?当然，这个问题也有答案。

如果说，遗忘原本的计划——这种失误的意义对外行人来说也亮无疑问，那么，作家们以同样的意义运用这些失误，诸位对此更不会感到惊讶。诸位当中如果有谁看过或读过萧伯纳的《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就会记得剧末的场景中，恺撒将要离去，却有个念头挥之不去:他原本打算要做一件事情，但现在却忘了那是什么，最后发现那件事就是:与克利奥帕特拉告别。作家的这个细节安排赋予伟大的恺撒一种优势，这优势是他不具备的，而且他也根本没有去追求这种优势。诸位可以从历史记载中得知，恺撒让克利奥帕特拉到罗马找他，而在恺撒被杀害的时候，她和年幼的恺撒里昂正在罗马城中逛留，在那之后，她便逃离了这座城市。

遗忘打算要做的事，这种情况在总体上都是清晰明了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意图，即从心理情境中找出有关失误意义的线索，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因此，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一种尤其多义且无法看透的失误行为上:丢失或错放。丢失物品往往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作，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自己是有意参与到丢失行为中的，诸位肯定不会认为这种看法可信，但像这样的观察却有许多:一位年轻男子弄丢了他向来珍爱的绘图铅笔。在那之前的一天，他接到连襟的来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目前，我既没兴趣也没时间来支持你的轻率和懒情。而那支铅笔恰好是这位连襟送的礼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巧合，我们当然不可以说，这次的丢失中包含了摆脱这件东西的意图。相似的情况十分常见。人们要是与给东西的那个人结了仇，不愿再让自己想起他，或是自己不再喜欢这些物品本身，想为自己找个借口，用其他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就会弄丢这些物品。当然，摔落、折断、打碎，这些行为也在为人们对某件物品的负面意图而服务。如果某个上学的孩子恰好在生日前弄丢、弄坏、弄碎了平日用的东西，比如书包和怀表，还能认为这是偶然吗?

自己放的东西却找不到，谁要是尝够了这种苦恼，就不会愿意相信，误放是有意为之。然而，误放行为伴随着一些细节，指向某种暂时或持久处理掉那作物品的倾向，这样的例子绝不少见。以下这个也许就是此类误放最好的例子:

一位年轻男子对我讲:“几年前，我的婚姻里存在着诸多误解，我那时觉得我妻子过于冷淡，尽管我乐意认可她那些绝佳的品质，但我们的生活却缺少了柔情密意，某天她散步回来，给我带了一本书，她之所以买下这本书，是因为我可能会感兴趣。我感谢这个'体贴’的表现，答应要读这本书，于是将它收好，却再也找不到了。就这样过去了几个月，其间我偶尔想起这本失踪的书，徒劳地找过它。大约半年后，我亲爱的和我们分开住的母亲病了。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她的婆婆。母亲的病情变得严重起来，这使我的妻子有机会去展现她自己最好的那些方面，某晚，怀着对妻子表现的欣喜与感恩之情，我回到家。来到我的书桌前，并没有特意去找，却梦游般确定地打开了某个抽屉，而在抽屉的最上而，我发现了那本失踪已久的。被误放的书。”

随着动机的消失，那件物品的误放状态也告结束。

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我不想再赘述下去。我无需在此多言，在我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里(1901年首次发表)，就能找到极为丰富的案例集合来研究失误，所有这些例子总是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让诸位觉得失误其有意义是可能的。它们告诉诸位，如何从那些随之发生的细节里猜出这种意义或得到对它的证实。我今天讲得相对简短，因为我们的意图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为精神分析做好准备。只是我还有两组观察我要在这里讨论，一是扎堆出现和组合出现的失误行为，其次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所作阐释的证实。

扎堆出现和组合出现的失误行为当然是这类现象中的极致。如果我们只想证明失误可以有意义的话，那我们本来会从一开始就局限于此，因为，在这些失误行为中，即使只有愚钝的洞察力也不会弄错这种意义，也能压倒最具批判性的评断。失误的扎堆出现显露出某种顽固性，这种顽固几乎从来都与偶然毫不沾边，但却和计划筹谋十分相称。最后，不同类型失误间的变换为我们指明了失误的关键和根本:并不是它的形式或它使用的手段，而是它为之服务的，然由多条不同途经要实现的意图。我想为诸位举一个多次反复遗忘的例子:琼斯(Enest Jones)讲，有一次，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将一封信放在书桌上好几天置之不理。最后他决心将信寄走，却被死信办公室(deadletteroffice)退了回来，因为他忘了写地址，写好地址后，他再次把它交到邮局，可这次没贴邮票。这时他终于必须对自己承认，他根本不愿意寄出这封信。

在另一个事例中，误拿和误放结合在了一起。一位女士和她的姐(妹)夫——一位著名艺术家，到罗马旅行。在罗马生活的德国人非常推崇这位到访的艺术家，在他收到的所有礼物中，包括了一枚古典时期的金质纪念币。由于姐(妹)夫不够珍视这件珍品，这位女士感到十分痛心。而后，她的姐妹接替她去陪同，待先行回到家后，她打开行李发现。她不知为何把那枚纪念币带了回来。她马上写信告诉姐(妹)夫，通知他，次日会把她拿走的这件物品邮寄回罗马。可到了第二天，这枚纪念币却因为放得太好而找不到了，于是无法寄出。然后，这位女士渐渐明白她的这种“散漫”之举意味着什么，她是想把这件物品留给自己。

我之前就已经给诸位讲过一个遗忘与错误相结合的例子，某人先是忘了约会，然后，虽然下决心牢记不忘，却又在与约定时间不同的时间去赴约。有位朋友给我讲了一次他亲身经历过的类似事件，这位朋友除了对科学方面有兴趣，在文学方面也有追求。他说:“我几年前同意被选为某文学协会的委员会成员，因为我估计，这个组织以后可能对我剧本的排演有帮助，虽然没有太多兴趣，我还是定期参加每个星期五举行的会议。几个月前，我得到保证，我的剧目会在F城的剧院演出，此后，我总是会忘记那个协会的会议。当我阅读您关于这类事情的文章时，我对自己的遗忘感到了着愧，我责备自己，现在，我不再需要这些人，于是就离开，真是无耻，我决心下星期五绝对不再忘记参加会议。我反复提醒自己，直到我完成这个打算，站在了会议厅门前。让我惊讶的是。门是锁着的，会议已经结束了:原来是我弄错了日子，已经是星期六了!

虽然收集相似的观察是件足够有诱感力的事，但我还是继续前进吧:我想让诸位看看另一些情况，在那些事例中，我们的阐释必须等待未来的证实。当然了，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是，我们不清楚或无法探究当下的心理情境。这样一来，我们的阐释只具有推测的价值。而对于推测，我们自己也不想太过倚重。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的阐释当时就已经有了跟据。我曾到某对新婚夫妇家中做客，听那位年轻的妻子笑着讲述她最近的经历，她如何在旅行回来后的第二天去找她独身的姐妹，像以往那样和她一起去购物。而丈夫则去处理他的事情。突然，街道对面有位先生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用胳膊肘捅捅姐妹，并喊到:看，那边来的不正是L先生嘛。她忘记了，这位先生已经成为她的丈夫好几个星期了。听到这样的叙述，我不禁打了个蹇颤，但是我不敢得出结论。直到几年后，这段婚姻以最为不幸的方式走到了终点，我才重新想起这件小事。

梅德尔(AMaeder)讲，有位女士忘了要在婚礼前一天试穿结婚礼服，夜里很晚的时候才想起这件事来，把女裁缝弄得很绝望。梅德尔把这次遗忘与她不久后与丈夫离婚的事联系起来。——我认识一位现已与丈夫离婚的女士，在管理她的财产时，这位女士经常用她结婚前的姓名在文件上签字，而且是在她真正恢复使用这个名字之前很多年。——我还知道其他一些女性，她们在结婚旅行中遗失了她们的结婚戒指，我也知道，她们婚姻的发展为这一偶然事件赋予了意义。现在还有个夸张的例子，它的结局要好一些。有位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由于忘记了结婚仪式的时间，他没去教常，而是去了实验室，所以没能结成婚，他明智地选择了到此为止，不再尝试结婚，并且活到高寿，独身终老。

也许诸位也想到了，这些例子里的失误行为占据了之前例子里征兆的位置。的确，有一部分征兆不是别的。正是失误本身，比如绊倒或跌倒。另有一部分则带有客观发生这一特征。而不是主观行动的特征。但诸位可能不会相信，有时候，要决定某个事件属客观发生还是主观行动，会有多么困难。主动的行为经常会将自己巧妙地伪装成被动的经历。

在我们之中，每一个能够回顾以往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说，假如我们有勇气和决心，把人际往来中的这些细小失误当作征兆来理解，并在它们初露端倪时就将它们当作某种隐秘意终的预兆，我们本可以避免许多的遗憾和令人痛苦的意外，但人们大多不敢这样做:这样就好像是绕道在科学那里走了一遭。然后又重新回到了迷信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征兆都会实现。诸位会从我们的理论中懂得，它们并不需要全都实现。

本文摘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及-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新篇

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学院出版(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托马斯·普兰克斯

版权:

该文本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院(SFI)联合版权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翻印。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团队

心理分析师:托马斯·普兰克斯博士(德国法兰克福)

约翰尼斯·霍尔德曼(德国柏林)

翻译:

乌尔里克·安肯布朗克(德国慕尼黑)

李春秋(德国曼海姆、中国北京)

乌疆(德国柏林)

丁娜(德国慕尼黑)

刘伟(德国法兰克福、中国上海)

邱瑞晶(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