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遭受创伤的人再次相信自己的身体

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胸中忐忑不安”、“胃里打结”或“心痛”的感觉。这些经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治疗领域的许多出版物都建立在我们不断增长的神经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以了解创伤的挥之不去的影响。神经科学是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包括大脑、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King 2016），以及我们的身体与大脑沟通的方式。正是这种联系似乎经常被受创伤的来访所破坏，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的表现就好像过去的事件在此时此地重演一样。

发育创伤和躯体记忆

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对于记忆存储非常重要——杏仁核与情感记忆特别相关（Craig 2015）。相比之下，海马体似乎按照时间顺序“归档”记忆，与我们的生活叙事相关。海马体似乎在受到创伤威胁时会受到抑制，这意味着它无法存储和处理事件。

研究表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的海马体比一般人要小（Rothschild 2000）。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倾向与童年时期的压力事件（包括虐待和忽视）之间也存在联系。由于治疗涉及治疗来访失调的神经系统和相关的躯体体验，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神经可塑性的作用（King 2016）——无论是在无益的、与创伤相关的学习方面，还是在治疗和恢复方面。作为治疗师，我们的职责是支持来访扩大他们的生存能力并学会与安全感建立联系。

Rothschild (2000) 讨论了躯体记忆，表明创伤存在于神经系统中。Van der Kolk (2014) 同样写到了创伤对丘脑的影响，丘脑是大脑处理感觉并将其整合到我们的自传体记忆中的一部分。提到脑部扫描表明创伤会导致丘脑功能障碍，他写道，这“解释了为什么创伤主要不是作为一个故事，一个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叙述而被记住，而是作为孤立的感觉印记......强烈的感觉，通常是恐惧和无助”。

使用具体方法

受到创伤的人的神经系统发生了变化，使他们对威胁和生存机制过度敏感，导致他们对环境产生过度警惕或警惕性不足的反应。他们的身体对良性情况的反应就好像它们是危险的一样。他们已经失去了相信自己的内感受意识或对自己进行“协调”的能力，因为他们反复经历了来自身体的本能信息与对外部现实的认知知识之间的脱节。他们可能会在决策方面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的躯体标记和直觉与他们“此时此地”的现实并不相符。他们的内隐记忆和躯体记忆可能会导致自传记忆的碎片化。他们可能处于一种无名的恐惧或恐怖状态，

由于这些经历是如此令人痛苦和难以承受，受创伤的来访通常希望这些感觉“消失！” 因此，他们会变得不那么自我同情，更加具有惩罚性，并且与自己的身体更加脱节；他们通过过度劳累、物质、冲动行为、药物、饮食失调、自残或分裂来压制和压制身体的信息。

相反，我们想温和地邀请我们的来访学会自我安抚，找到方法来安抚和照顾自己的身体，就像照顾一个害怕或心烦意乱的孩子（他们的“内心的孩子”）一样。向他们展示如何为惊慌和困惑的神经系统提供与安全相关的培育和平静信号，将其带回到“容忍之窗”，从而感到安全和完整，以便开始处理他们的创伤，而不是强迫他们痛苦远离并进一步脱离它。

受创伤的服务对象有时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不信任和敌意，这种不信任和敌意可能会特别针对身体受到创伤的部分，例如通过自残，或者导致服务对象主要生活在“自己的头脑中”。身体并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安全的地方：它承载着痛苦、困惑、仇恨、愤怒和创伤。它向他们发出了混合信号。它向他们呈现令人痛苦的感觉和图像。它告诉他们逃跑，或者让他们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下脱离。相反，脱离自己的痛苦也是他们攻击自己身体的原因；来访表示，他们觉得自残是暂时摆脱解离神游的唯一方法，因为疼痛和看到血让他们暂时“有某种感觉”。然而，随之而来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以及渴望开始时的自我厌恶会导致进一步疏远和远离身体。冲动行为、饮食失调和成瘾也是如此。于是，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扭曲、败坏。

对这些来访的主要治疗目标是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和重新发现自己与身体的关系。相信他们身体的信号和直觉，同时学会安抚和理解他们的生理反应和导致他们痛苦的躯体记忆。虽然治疗关系至关重要，但重点是治愈内部分裂。这在治疗中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一些受创伤的来访者似乎主要在努力与自己而不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尤其是与自己的身体联系。如果我们不将隐含的内容明确化——如果我们不关注、谈论和考虑这些来访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将其作为治疗过程的重要和核心部分，那么这个目标可能很难实现。

文章翻译：Helping Traumatised Clients Trust Their Bodies Again